龙榆生先生文集

四、重来上海的奋斗

龙榆生

  按:原文于 1943 年 2 月 13 日(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写成,先生其时四十二岁,连载于周黎庵主编之《古今》半月刊第 19 期至第 23 期(同年 3 月~5 月)。原版排印略有错字,其明显者于此电子版径改之,部分则于附注说明。

  我那年暑假,回到上海,先把家眷送往九江,再返故乡看我的老父。在家里住不到一礼拜,因为赤炎渐张,大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势,我就悄悄的溜到九江,和我的岳丈及妻儿等,上庐山住了将近一个月光景。游览了海会栖贤秀峰青玉峡玉渊三叠泉诸名胜,作了十几首纪游诗,和一卷游记,颇为义宁陈散原先生所激赏,后来发表在暨大的刊物上面。

  和风乍起,我孑然一身的回到那尘杂不堪的洋场上来!我是恶烦嚣而喜幽寂的,幸亏暨大设在离上海市十馀里的真茹乡间,我以为一个人总是可以住在校内的。所以征尘初洗,便自跑到学校去,准备把行李迁入。不料那事务先生,毅然决然的拒绝了,说什么你是新来的讲师,是没有住校的权利的。那十足的官僚气,我就有些看不顺眼,但也只得废然而退,别想栖身之所。找了很久的时间,才在北火车站附近,找着一所一楼一底的房子,重把我的家眷接来。我当初教的是大学一年级的两班基本国文,时间是排在每天早上的第一节。那时上海附近的交通,还不很发达,自上海真茹,总要赶上在北站七点开出的那班火车。冬天昼短夜长,我总是未明而起,走出门来,只听得洗马桶的唦啦唦啦之声,“如助予之叹息”!我素来是抱定“尽其在我”的主张,不管讨好不讨好,力总是应该卖的!各学校的学生,对于国文素来不很注意,何况暨大号称华侨最高学府,素来是以踢足球著名的!常常是球员一声令下,不问校长答应不答应,学校布告不布告,学生们会自动的停课!一班老教授们看惯了,也就安之若素,不把它认为什么稀奇!只是我这个不识时务的呆小子,不管风晴雨雪,他们停课不停课,只要教室里有了一兵一卒,我总是要滔滔不绝的讲下去的。那个说人类会没有同情心呢?我这样的笨干,居然在全校自动停课的时间,我班上的学生,是个个自动的来听讲了!同学们看见我的身体很瘦弱,老是大清早跑到学校里来,就大家要求我住在校内,他们也好在课外来求些教益。我把上次事务先生拒绝我的话,告诉了他们,他们都有些“义愤填膺”似的,众口一辞的说:“岂有此理!”这时学校正在谋教授们的安心教学,在学校的后面,筹划着建筑十几幢的洋式平房,叫做暨南新村,准备有家眷的教授们住的。在十八年的春季,这房子就动工了。我就向学校当局去要求,预定一间给我住。当局又照例的说讲师没有资格住房子,把我拒绝了!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替我代抱不平,说:“等我们去要求,看他们敢不敢拒绝?”原来暨大的行政系统,是校长指挥院长,和其他的高级职员,院长和其他的高级职员,指挥教授讲师,教授讲师指挥学生,学生又指挥校长,是循环式的!说也奇怪,他们学生去一说,就灵验了!我不待那房子竣工,就搬了进去。同时在那年的暑假,当局也把我改做专任教授了!

  我住在暨南新村,自十八年起,到二十四年秋季去广东止,足足住了六年。中间虽因“一二八”的事变,逃到租界辣斐德路国立音乐院的汽车间内,过了一个旧历年,住上几个月。等到协定成立,学校搬回真茹以后,我又重新披荆斩棘的回到那所村居去。我手种的竹子,被人家芟夷尽了!只有柳影婆娑,和那不凋的冬青树,依旧的危立窗下,似解迎人,直叫我发生“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

  我初到暨大的那一年,是郑韶觉先生做校长。正在由商科大学,力谋扩充,他聘了陈斠玄先生做国文系主任,作为扩充成文学院的基础。那时所聘的教授,也大都不愧为“一时之选”,而我以一个五年前在上海做小学教员而被女学生们赶掉的酸小子,居然也和这批名流学者,以及什么金字招牌的博士硕士们,“分庭抗礼”起来,这虽然要感谢石遗先生的介绍,和斠玄的提拔,而我那自己的努力,能够得着这么的结果,也总算是天不负人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是先师孔子的伟大精神,也就是先君传给我小子的无上宝训!我虽然一生戆直,只管呆头呆脑的苦干,以致引起人家的嫉妒,遭遇了不少的风波,我可相信,“最后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暨大本来是个情形复杂的学校,又迫近在政治商业中心的上海,那被野心家利用来作斗争的舞台,原也是不足引为诧异的。我不加入任何党派,也没有什么同学、同乡等等的观念,我只知道以身作则的教学生怎样读书,怎样做人。我的一生,受人敬重在此,被人嫉妒和攻击也在此!我眼看着暨大由商科扩充到有了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完成现代大学的组织,这不能不归功于郑韶觉氏的辛苦经营!我个人自从讲师做起,为了苦干,得着学生的信仰,不到三年,做了中国语文学系主任,也算是“一帆风顺”,“得其所哉”的了!

  我从小爱读《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尤其是“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深印在我的脑海里面。我以前做事,抱定这个主张,我以后做事,还是抱定这个主张。我在暨南,因为是斠玄先生找我去的(我和斠玄,本来毫无关系,因为石遗先生的介绍,才和他相知),所以我就“竭忠尽智”的想替他把暨南的文学院办好。后来文学院虽然扩充为外国语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可是我认为中国语文学系,是斠玄的基本队伍。那时教育学院的院长,是谢循初先生,他的确是个精干的人才!拼命的把他那一院扩充,向学校争得经费,布置了一间颇为完美的教育研究室。我为着要鼓励国文系的同学们,注意自动的研究文学起见,也同样的向学校里要求些设备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分得一间空洞的房子。我就对同学们讲:“我们通力合作,来做给他们看吧!”于是先把我频年辛苦积下来的钱购置的《四部丛刊》,和其他新旧图书杂志等,搬到研究室去。再由我负责,向同事顾君谊先生,和其他欢喜买书的同学刘钟经等,要求各出所藏,藉供众览,不一瞬间而琳琅四壁,超过教学研究室的所有,这颇有些叫人惊讶!我是每天晚上都到那里去,和同学们讨论研究,虽然知道这“为人太多,为己太少”,是对自己的学术成就,有相当的损害,可是我认为既担任了这职务,是应该先公后私,一往无悔的。我这样的硬干、笨干,虽然没有得着怎样显著的效果,但是至少我是“于心安”的。可惜过了不久的时间,就遭到“一二八”的事变,真茹陷入火线,大家一窝蜂的走了!所有学校里的图书仪器,那个还有这闲情去理会它?我那天晚上,因为儿女的拖累,和老父及诸弟妹等,——我的家乡,因为十八年遭了兵祸,一直闹了五年,我家老小数十口,都逃到上海来,分住在暨南附近——没法伴着同走,仍旧在暨南住了几天。后来我那留在图书馆服务的学生谌然模,从梵王渡跑到真茹来看我,我才把老少送入租界。又屡次在飞机回翔侦察之下,用独轮手车,督着生,把图书馆和研究室的图书,搬出许多。最后幸亏图书馆副主任许克诚先生,借了几辆运输粮秣的军用卡车,才把所有的图书仪器,全部运了出来。只剩下我自己的单本新书,放在研究室内的,损失了一千册左右。

  自从十九路军在大场撤退之后,上海的局面,渐渐的恢复了常态。斠玄早经应了中山大学之聘,到广州去了。校长也率领一批学生和教职员,浩浩荡荡的从苏州奔向上海租界内来,临时在赫德路新闸路之间,租了两座洋房,作为准备复课的校舍。那时有许多重要的教职员,各自奔回老家,没有集中在上海。我只好替学校尽义务的四出奔走,勉强凑合了一个临时局面,不久就复课了。其他上海附近的私立大学,如复旦光华大夏之类的学生,都投奔到暨大来,做借读生,倒也称得上“得风气之先,极一时之盛”!我那时是担任文史哲学系(这个系是临时合并中外文学系和历史社会系而成的)主任,实际执行了文学院的职务,而把那院长的空头衔,让给张凤博士去了。——他原是历史社会系主任,兼图书馆主任。——后来那批造谣中伤的人,竟认我们两个是斠玄的替身,叫什么“龙凤配”,在某种小报上大肆攻击,我也只好置诸不理。等到学校搬回真茹斠玄也自广州回任院长,我依旧担任中文系的职务。那时我感觉到上海一般大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原因,缺乏在那一个“读”字。我以为思想感情,是做文章的要素,而那思想感情,要靠着语言文字来表达。所以要求国文的进步,必得把古今来可滋模范的代表作品,读个烂熟,才能够把他人的思想感情和语言文字融成一片,然后酝酿在本人的心胸,又把他人和自己融成一片,这样才会心手相应,笔随意转,做出条达晓畅的文章来。我除了在大礼堂对附中学生公开讲演过“请开尊口”这么一个题目,提倡国文科的朗诵外,又向学校要求拨了一间距离宿舍较远的洋式平房,作为中文系的研究室,和放声朗诵国文的实验场所。我那时担任的课程,是偏在诗词一方面的。我对学生说:“这两项都要特别注重声调,更非朗诵长吟不可。大家如果有志于此的话,只好跟着我来!”我和学生约定在每天早上的七时到八时,为朗诵的时间,我总是六点三刻就首先到了研究室,领导着三四十个男女同学,聚在一块,放声朗读起来,“洋洋乎盈耳哉”!那些校工和校外的人,经过那窗下,莫不“驻足而立,倾耳而听”。大家有了兴趣,加入的反而多了起来,一间房子挤得满满的。果然不久就发生了效果,平仄也懂了,读诗的也会做诗了,学词的也会填词了。自秋季读到冬季,天亮得渐晏了,我总是在东方发白的时候,就到了研究室。一班女同学倒感到不好意思,大家未明而起,都赶到这里来共读,男同学却有些“知难而退”了!我有一天为着了寒,病倒了,还要充硬汉,瞒着妻子,悄悄的起了身,走到研究室去,督导他们,他们被我深深的感动,说:“先生不必太辛苦了!我们会自动的去读。”那偶然偷懒的男同学,也都鼓起勇气来了!他们读过书之后,就结队到我家里来问病,仿佛自家骨肉似的。这个读书会,终于维持到了寒假,照了一张纪念相,我还题了一首《浣溪沙》的小词:

半载相依思转,拟凭朝气起沉,生憎节物去骎

文字因缘逾骨肉,匡扶志业托讴,只应不负岁寒

词虽不佳,却是在我这个笨家伙的人生过程中,是很值得纪念的一回事!

  我在第二次回到上海来教书以后,交游渐渐的广了,认识的名流老辈,也逐日的多了。最初器重我的是新建夏吷庵先生,他做了一篇《豫章行》赠给我。先后见过了陈散原郑苏戡朱彊村王病山程十发李拔可张菊生高梦旦蔡孑民胡适之诸先生,我不管他们是新派旧派,总是虚心去请教,所以大家对我的印象,都还不错。我最喜亲近的,要算散原彊村二老。我最初送诗给散原苏戡两位老先生去批评,老总是加着密圈,批上一大篇叫人兴奋的句子,翁比较严格些,我只送过三四首诗给他看,只吃着二十八个密圈子。我因为在暨南教词的关系,后来兴趣就渐渐的转向词学那一方面去,和彊村先生的关系,也就日见密切起来。彊村先生是末的词坛领袖,用了三四十年的功夫,校勘了人的词集,至一百八十几家之富,刻成了一部伟大的《彊村丛书》。他自己做的《彊村语业》,也早经为海内填词家所“家弦户诵”,用不着我再来介绍。他的谦和态度,叫后辈见了,感着“蔼然可亲”。我总是趁着星期之暇,跑到他的上海寓所里,去向他求教,有时替他代任校勘之役,俨然自家子弟一般。他有时候填了新词,也把稿子给我看,要我替他指出毛病。我敬谢不敢,他说:“这个何妨,你说的对,我就依着你改,说得不对,也是无损于我的。”这是何等的襟度,我真感动到不可言说了。他替我扬誉,替我指示研究词学的方针,叫我不致自误误人,这是我终身不能忘的。在他老先生临没的那一年,恰值“九一八”事变。他在病中,拉我同到石路口一家杭州小馆子叫知味观的,吃了一顿便饭,说了许多伤心语。后来他在病榻,又把他平常用惯的硃墨二砚传给我,叫我继续他那未了的校词之业。并且托夏吷庵先生替我画了一幅上彊村授砚图,他还亲眼看到。我从他下世之后,就把所有的遗稿,带到暨南新村去整理。“一二八”的晚上,我用我的书包,把这些稿件,牢牢的抱在身边,首先把它送入“安全地带”。后来就在音乐院的一间仅可容膝的地下室里,费了几个月的功夫,把它亲手校录完竣。同时得着先生和于右任刘翰怡陈海绡叶遐庵李拔可林子有赵叔雍诸先生的资助,刊成了一部十二本的《彊村丛书》。我和先生的关系,也是从这个因缘来的。隔了不多时间,我又得了夏吷庵叶遐庵易大厂吴瞿安赵叔雍夏瞿禅诸先生的资助,在上海创办了《词学季刊》,作为全国研究词学的总汇。在二十二年的春季,由民智书局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所有填词家,都集中到这个刊物上来了!我和日本京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从这时交换刊物起,一直维持到现在。《鲁迅全集》里,也提到我这个季刊。在民智出过四期之后,改归开明书店办理印刷发行,直到“八一三”,开明虹口的印刷所烧掉了,这才中断下来!在创办的初期,大家都以为范围如此之窄,至多能维持到一年,就算了不得。那知我还是不断的努力干下去,材料也越来越多了,行销所至,远及檀香山,僻至甘肃的边地,——这不是我瞎吹,有信件为证的。——倒也非区区始料所及呢!

  “盛名所至,谤亦随之”,这确是两句至理名言,我从重来上海,稍稍忝窃虚名以后,各个大学总是拉我去演讲——我生平最怕在大庭广众中像煞有介事的作什么学术演讲,叫我去听外名流学者演讲,我也有些头痛,这大概是我医生蹭蹬的最大原因吧!——我认为自己本分内的责任还未尽,那还有许多精神去出锋头,或捞些“外快”?我那几年对于暨南,是抱着热烈的希望,把那个暨南新村也当做我的第二故乡,总是专心致志的不肯“外骛”,所以对各方的要求,一概婉辞谢绝。谈到兼课,除了从十七年冬季起,因为萧友梅先生拉我去代易大厂先生的课;后来大厂厌倦教书,先生就一直聘请我在他主持的国立音乐院(中间一度改组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兼任国文诗歌教席,到国府还都的那年春季,才算脱离。中间除了二十四年度请假到广州,足足有十二年的历史,所以音乐院出身的同学,对我都有好感,差不多没有一个不认识我的。至于其他学校,我除了在复旦中国公学正风文学院短时期的兼过两小时诗词课程外,就不曾踏上过门。人家还认为我是搭架子,那晓得这正是我的呆气呢?

  暨南自迁回真茹之后,情形愈加复杂了!校长为了敷衍各方面,纯粹的学者渐渐走开,他的黄金时代也渐渐的过去了!许多有背景的人物,打进这个学校来,此争彼夺,闹个不了,有的利用华侨学生做打手,动不动就演起全武行来,斠玄也曾被威逼过!我素来是不偏不倚的,站在超然地位。他们拿不到我的劣点,除了在××新闻造了一大篇谣言外,只好别想方法,离间挑拨我和校长院长的感情,说什么我是一个纯粹学者,不适宜于办事方面呀!什么主张太偏,专叫学生学会做诗填词有什么用呀!后来校长果然听信了他们的话,笑着对我说:“我为着你的专心研究学问,还是不担任职务的好!”他背地笑我是“书呆子”。我把主任辞掉不干了。校长待我不错,不但不减我的薪水,并且尊称为什么特别讲座,钟点也教的少,我也乐得逍遥自在呢!后来校长被外力威逼,那当年藉了挑拨而得着好处的人,又来运动我,要我也来参加“驱郑”,我坚决的拒绝了!事去之后,大约才感觉到只有“书呆子”是靠得住的,所以氏对我,反而特别要好起来。

  氏被驱以后,学校弄得不可收拾。教育部几次的派人来调查,结果决定由那位高等教育司长沈鹏飞先生,临时待任校长。这位代校长,倒也是个老实人,可惜太懦弱了!一切大政方针,都要请示于上海某组织,结果校内更加政治化了!斠玄既随氏以俱去,继任文学院长的×××,叫学生代表某来向我说:“×先生——他是上海某组织的头儿——素来很仰慕你,希望你去看他一回,他是很想借重你的。”我当时表示:“我和×先生素昧平生,去看他做什么?我宁愿丢了教授不干,断断乎不肯牺牲我素来的主张,去加入什么组织的。”那代表也就默认的走了,我仍旧若无其事的教我的书。后来氏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谈话,把已经填好的志愿书,当面要求我盖一个印,我毅然的拒绝了。我说:“国立大学,是为国家造就专门人才的。在国立大学做教授的人,只顾替国家尽教育人才的责任,那有闲情去参加其他的组织呢?”他被我反问得哑口无言,以后也不再拿这事相强了!

  大约那时候的什么组织,是需要时时刻刻联系斗争手腕的吧?打倒了他的敌人,马上就会自家人和自家人摩擦起来。所以过不到半年,中文系的主任问题,又闹得无法解决,结果还是把我强拉了出去。我和他们“约法三章”的说妥了我的条件,才又勉强的干了一年。

  到了二十四年的春季,氏又敷衍不下去了!把整个的学校闹得乌烟瘴气。我曾到过南京,向当时的教育部长王雪艇先生,和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先生,陈述一切,希望他们注意,不要把这个唯一华侨教育最高学府糟蹋了。不知怎的,大家都有些不愿过问,我也只好不管了。直到暑假以后,何某以发表什么“本位文化”的十教授宣言之一的资格,拉上了某党要人,正式来接任暨南的校长。他和华侨教育,也是素来“风马牛不相及”的,我对暨南深深的感到绝望了!

听琴斋主人制作(更新于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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