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榆生先生文集

三、海滨的优美环境

龙榆生

  按:原文于 1943 年 2 月 13 日(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写成,先生其时四十二岁,连载于周黎庵主编之《古今》半月刊第 19 期至第 23 期(同年 3 月~5 月)。原版排印略有错字,其明显者于此电子版径改之,部分则于附注说明。

  事有凑巧,我回家不到几天,忽然接着上海转来的电报,说有一位朋友张馥哉先生(他是北大国文系毕业,也就是当时所谓门四大金刚之一。他和我堂兄沐光,是同班的,而我这时和他还未相识,不过由他的亲戚金怀秋先生介绍过,他就把我记在心里。后来我做了暨南大学的国文系主任,才把他拉来教文字音韵学,共事了几个月,又遇着“一二八”的事变,损失了不少的书籍,他还是回到浙江教中学去。他是一位淡于名利的学者,屡次有朋友招他到大学里教书,他总是推托着不肯远行。直到“八一三”事变以后,他才从间道避到上海租界内来,和我们几位朋友,合办太炎文学院,可是不久他就病死了!身后萧条,我愧不能多所济助,有负死友,念之痛心!)要我到厦门陈嘉庚先生办的集美学校去,代他的课。月薪是九十五圆——照周佛海先生的话,合起现在的法币来,应该在万元以上呢!——教的是旧制中学的最高年级。我毫不踟蹰的,又动了远游之念了。登时回了一个电报,答应下来。就在正月初三的那一天,辞了老父,别了妻子,冒着大风雪,独自一个人坐着山轿,走了两天,到萍乡搭火车,转到武昌,顺流东下,经过上海,取得馥哉的介绍信,换上太古公司的海船,一直漂到厦门去。一路举目无亲,加上厦门话的难懂,一登了岸,便有些异样的感觉。可是既然路远迢迢,冒冒失失的走了出来,只得鼓起勇气乱撞,好容易由旅馆里的茶房,送上开往集美的帆船,在海港里走了三四十里,到了集美村,找着一位体育教员孙移新先生(是馥哉介绍的)替我叫校工把行李搬到校舍里去。我这生长在山乡里的人,一旦住在这一所三面临水的高楼里,看那潮生潮落,朝夕变幻的海滨风景,倒也心胸开拓,忘却了那异乡孤寄的闲愁呢。

  我虽然上年在上海武昌教过书,得了些少的经验和教训,可是来到这陌生的学校,教的又是最高年级,总免不了有些“战战兢兢”起来。好在那一班的学生,对馥哉是极端崇拜的,所以对他介绍来代课的人,也就渐近自然了。主任爱喝一点白酒,办事非常的认真,而对同事们倒是极诚恳的。他有时候带点酒意,跑到我的房间里来闲谭,把我改的作文,抽出来瞧了几本。他才老实不客气的对我说:“馥哉到底是个负责的朋友,不会随便拆烂污的?我看了你改的作文,我才相信你是个有真实本领的人物呢!”我受了他这番鼓励,真是感愧交集。后来学校里比较有真实学问的蔡斗垣施可愚姜子润诸先生,和叶采真校长,都对我另眼相看,学生们都对我敬礼有加,这位李致美先生,我还要推他做一个最先识货的人物,我至今还存着“知音之感”,想探访他的踪迹呢!

  集美闽南一个设备最完美的中学!校舍建筑在一个三角形的半岛上,有一二十座堂皇富丽的洋楼,绵延十数里的校基,分设着中学、男师范、女师范、水产科、小学部。学生数千人,大都是南洋华侨子弟,或闽南各县的土著,可是个个都会讲国语,没有人再说听不懂我的话了。华侨的性子,是非常爽直的。导之有方,比任何地方的学生都好教。我一直在那里教了四年半,从第四组教到第十七组,有的年纪比我大上十来岁,也有的十二三岁的孩子,非常活泼天真的。所有华侨的子弟,尤其对我好,好像家人父子般的。他们都说:“他们的父兄,叫他们远涉重洋,回到祖国来读书,是希望特别注重国文,知道些祖国的礼俗文化。”他们的好处是伉爽忠实,坏处却带了几分马来土人的犷悍,三句说得不投机,真个会“拔刀相向”。我常常想,从事华侨教育的人,应该这样去领导他们,发扬滋长他们的善根,化除他们的犷悍之气,把我们的优良文化,和民族思想,身体力行的,灌输到这班华侨子弟的脑子里。等他们回到南洋,把这种子,散布开去,不怕我们的大中华民族,不会“无远弗届”,替代了撒克逊民族,把国族飘扬到整个地球上去!我梦想着把这个理想的实现,自从到集美教书,以至跳到号称华侨最高学府的暨南大学,经过十二三年的长时间,都和华侨教育发生极密切的关系,我这梦想,一点不曾打断过。可惜历来主办华侨教育的人们,没有远大的眼光,只把“华侨教育”这四个大字,装着幌子,(陈嘉庚先生,却是一位实心实地要办好华侨教育的人,他把他那经营橡皮业赚来的钱,独力创办了这集美厦门大学那么规模壮伟的两所学校。可惜托付不很得人,他的事业,也就跟着他的商业,渐渐消沉下去了!)把华侨子弟看做“天之骄子”,当他们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一般,把他们娇养起来,不特不注意给他们沐浴些宗邦教化,而且一味的放纵他们,笼络他们,让他们尽量发挥他们那犷悍的习性,弄得国内学生对他们当作“化外”,避之如恐不及!这个我可毫不客气的放胆批评,暨南就是一个好例子。结果华侨父老,就有些不很放心,给他们的子弟回国读书,那还谈得上“华侨教育”的特殊效果呢!这是后来的事,我不觉连类及之,暂且把它放下。我从十二年的春季,老远的跑到集美去代课,后来由代“即真”,从秋季起,学校就正式送了我的聘书,也不追问我的出身如何了。那时正是集美的黄金时代,它的科学馆和图书馆,都在不断的把新出的图书仪器,大量的购进来。若干有志的同事们,得着这优美的环境,又没有外界的引诱,(那地方本来是过荒岛,你若是想要嫖赌吃喝,寻求那不正当的娱乐,只好渡过老远的海峡,跑到厦门去。)所以埋头用功的着实不少,不到几年,都有了相当的著作,被南北各地的大学,礼聘做教授去。我在这里,感觉到学术文化机关,是绝对的应该和政治商业的区域,隔离开来,学校内部,绝对不容许有政治和商业性质的分子渗了进去,那才真正的能够造出有真才实学的人物来,作为改造社会、建设新国家的中坚份子。我生平不参加任何政治团体,本来也就是为着想要终身服务于教育界,替一般人做个榜样呢!

  我在集美四年半的时间,除掉一心一意的教书改文外,(我做专任教员,只教两班国文,每周担任教课十二小时,隔一周作文一次,时间是相当充裕的。)就是跑到图书馆去借书看。我这时感觉着我的常识太缺乏了,就是在国学方面,也算不得有了怎样深的造诣。所以我就努力的向各方面去寻求新的知识,把时人的作品,不拘新旧,以及翻译的文学、哲学、社会科学等等,涉猎了许多。又深恨我往年不曾多学外国语,以致不能直接去读西洋书籍。听到人家说,读东文化比较容易,我就特地买了不少的日本书,请同事黄开绳先生(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后来染了肺病死了!)来教我读读了两三个月,因为先生吐血,不便打扰他做这义务教师,这事就中途而废了,我至今还引为大憾!

  我是一个主张硬干、笨干的人。我的任事是这样,我的治学也是这样。我从二十一岁,正式出来做教书先生,直到现在,已是四十二岁的年龄了!在这整整二十一年的当中,我无时无刻不在做人家的先生,也就无时无刻不在自己做学生,我忘了我是已过中年的人了!我还记得我在集美的时候,除却诚心诚意的向各种书本上去找指导我的先生外,那时恰好有位诗坛老将陈石遗先生,到厦门大学来做国文系主任。他老先生也是北大的老教授,门墙桃李,遍满寰区。他虽然也过着半世的清苦生涯,但因生性好客,自己会烧几样小菜——他著的家庭食谱,把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据说销到几十万册,着实赚了不少的钱呢!——而且特别喜欢奖掖后进。他认为得意的门生,常常会留着吃饭的,仿佛苏东坡先生的“碧云龙”茶,特为某几位门人而设。那时我在集美教过的学生邱立等,已经升入厦大,从他老先生去受业了。我反而由学生的介绍,拿点诗给[1]他老先生看,他说我的绝句很近杨诚斋。我很惭愧,自己是江西人,那时连诚斋的集子都还不曾读过!人的绝句诗,我知识喜欢读王荆公的。我听了他老先生的话,赶紧向图书馆借了一部《宋诗钞》来,打开其中的《诚斋集钞》一看,才知道诚斋也是学王荆公的。我这才深深的佩服他老先生的眼光不错,也就备了些贽仪,向他碰了头,拜在他的门下。从这以后,我常常渡海到厦大去,向石遗先生领教——他给我论诗的信札,整整的一大本,可惜那年由南游岭表,在海舶中遗失了!——并且常是叨扰他自己做给自己吃的几碟小菜。夜间就住在同学的床上。原来同学比我大上七八岁,文字学是极造诣颇深的,我早把他当做“畏友”。他总是让床给我睡,而且常常陪我去逛南普陀,以及厦门附近一带的名胜地,情谊和兄弟一般的。自从我离开集美,还是不断的通信。有几次,我想找他到上海来教大学,都因受了阻碍,不曾实现。现在隔绝十馀年,不晓他漂流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对学生是诚恳的,所以历遭患难,得力于学生们的帮助,也着实不少,只是有心无力,不能够多多的提拔他们,五夜思之,还感着“惭惶无地”呢!

  集美的风景,我认为是最适宜于教学的!藏修游息,都是一个最好的所在。只是气候比较差些,我的老胃病,就是在那时患起,一直害到现在。我那时感着不舒服,常是带着学生,到海边去闲游。那地方是不适宜于种柳的,却有许多大榕树和常绿的相思树。我常是坐在那绿阴之下,欣赏那青山绿水间,风帆叶叶、白浪滔滔的壮美风景。有时独自一个人,跑到鳌头宫的大石上去听潮音,澎湃铿锵,如闻天乐。我现在在晨光熹微中,执笔追忆,写到这里,对着案上那张独踞磐石、背临大海、飘飘然有“遗世独立”之慨[2]的照片,还不禁“悠然神往”呢!

  在集美四年半的当中,我曾回到老家两次。一次是十二年的暑假,我冒着炎蒸天气,老远的归到故乡,喜的老亲无恙,而我所深爱的最初一个女儿小名芙芬的,因为出麻疹死了!我的大儿子聪彝,也正患着同样的病。但为职任心所驱使,匆匆的离开家庭,回到厦门去。这年秋天我的大儿子也死了,接着又生了一个女儿。这消息,老父怕我伤心,直把我瞒到第二年的暑假,重返故乡,方才知道。就在这十三年的秋季,带着我的妻,和我的女儿顺宜,一同到集美去了!我这女儿的名字,是公公取的。果然从这以后,一切都比较顺手了。一直在集美乡下住着,除我个人到过两次福州,去看石遗先生,和逛鼓山外,不曾离开厦门一步。十七年的暑假,我因石遗先生的介绍,接到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的聘书,才带着我的妻,和两个女儿(一个叫美宜,是在集美生的),一个儿子(厦材),七八口书箱,辞别了这海山雄秀的厦门,乘桴北返。所有在厦大集美的学生,都来结队欢送,并且留下许多纪念照片,表示依依惜别的样子,我也不禁为之黯然!

  我是不爱出风头,和应酬巴结的,所以留在闽南这长远的时间,对于当地士绅和各方面,都少交往。那时鲁迅先生和傅筑隐沈兼士顾颉刚罗辛田郝昺𧄇诸先生,都在厦大教书。我虽然都曾晤谈过,但是除两位,比较亲密外,其馀的不过认识认识而已!我因为受黄季刚先生的影响,也不敢轻易著书。所以在这四年半当中,除了编过一本文学史,作为讲义,又在中山先生逝世的那一年,做了一首一百韵的长诗,表示追悼,颇引起闽南人士的注意外,就不曾在任何刊物,发表过文章,这也就可看出了我的笨相吧!

附注:

[1]:原文为“拿点诗结他老先生看”,“结”疑为“给”。

[2]:“慨”原文作“概”,疑误。

听琴斋主人制作(更新于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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