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榆生先生文集

五、岭表一年的遭遇

龙榆生

  按:原文于 1943 年 2 月 13 日(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写成,先生其时四十二岁,连载于周黎庵主编之《古今》半月刊第 19 期至第 23 期(同年 3 月~5 月)。原版排印略有错字,其明显者于此电子版径改之,部分则于附注说明。

  在二十四年春季开学之前,胡展堂先生就托冒鹤亭先生来找我到广东去。那时先生正在香港养病,和我不但素无一面之缘,而且不曾直接通过一次信。他自汤山幽禁之后,以至恢复自由,由的那几年当中,幽忧愤懑之馀,爱做些诗,尤其欢喜叠韵。那时和他唱和最多的,是冒鹤翁,和他的一位落拓不羁的老友易大厂。我和大厂,自在音乐院相识之后,踪迹日密,也就做了“忘年之友”(他比我大上三十多岁)。他常是把他们的唱和诗稿给我看,有一次硬拉我同作,由他附寄到香港去,不料竟“气求声应”起来!不到七八天,就接着先生寄来《得榆生教授大厂居士和章,七叠难韵并答》的和作:

风雨时时吟和(因为我的书斋,题作风雨龙吟室),孤怀况欲起衰
相从问客行向后,不饮看人酒易
晞发无心惟恶暍,折松随手辄成
吾民有愠终当解,不信南风竟不

  这是二十二年秋初的事。自这以后,就不断的有篇什往还。我还记得在二十四年的旧历元旦,我正持着诗笺,亲自到邮局去挂号,而先生寄我的诗恰恰送到,仿佛“相印以心”似的!我是一个痴情的人,不免引起了知音之感。他看了我在《词学季刊》上发表的论文,登时寄了我一首五古,后半是这么说:“词派辟西江,感深兴废事。照天腾渊才,奔走呼号意。乐苑耿传灯,岂夺常州帜。迈往足救亡,斯言可终味。”同时接着翁促我南游的电报。我因为老父尚在真茹,不曾前往。后来我父亲知道我有南行的意向,又值故乡安定,不久也就带着我那异母弟妹十多口,回到故乡去了。我准备了半年,在暑假之前,就接着中山大学的聘书,邹海滨校长又再三托斠玄来函劝驾,说先生希望我到那边去,把中文系办好。先生在六月初放洋,前往欧洲养病。他在邮船上,还不断的有诗来,说什么“未能讲肆从容话,曾把钩子细看。真个扬帆沧海去,凭君弟子报平安。”又说:“三月无诗吾岂惫,万方多故子其南!”他对我的这般热望,怎叫我不动心呢?我这时虽然少了大家庭的负担,而我自己也已有了七个孩子,加上在真茹住惯了,不但暨南全校自教职员和校工都和我有好感,就是附近乡村里的人,也都相识,到底有些留恋,决定不了去留。我只得在暑假期中,先到广州去跑一趟,看看情形怎样。我一个人到了广州校长对我特别殷勤,为我备了盛筵,请了许多西南政务委员会的要人来做陪客,又亲自陪我驾着汽车,去石牌参观新建筑的金碧辉煌,矗立在每个小岗峦上的新校舍,和那绵亘数十百里,坡陀起伏,林木荫蔚的广大农场。我笑着对校长说:“我来替你做个参赞大臣,率领许多西南弟子,在这里来建个国吧!”两个人都呵呵的笑了。他说,秋后就准备全部从文明路旧校址搬到石牌去,并且拟就了许多教授住宅的图样,叫我预先选定一座,带着家眷同来。这石牌距市虽远,却自幼稚园以至大学,都要次第设立起来,子女的就学是不成问题的,希望我安心的来办教育,好好的替他培植西南弟子,至少中文系是交给我全权去办理的。我当时兴奋极了,那文学院长吴敬轩先生,也是一个忠厚笃实的纯粹学者,看来是可以合作的。所以我的南行之志,就有七八分的决定了。

  那时我接着真茹家属的来信,说暨南的聘书,也照旧的送来了。并且这一次的新旧教授,是由校长列名单,送给教育部长去审核的,而第一个被圈定的却是我。我在开学之前,回到上海,观察了校内的新局面,那班“新贵”们,有些“作威作福”的模样,大概他们也知道一点我南行的消息,便挖空了心眼,做好了圈套,要我不乐意的自动离开,以便他们的“为所欲为,肆无忌惮”。我后来也颇悔我自己太没涵养了,中了他们的计,一激就把我激走了,把我七载经营的暨大中文系,连根带叶的拔除清尽!那当局还假惺惺的,和“猫哭老鼠”般的挽留了我一回,说什么给我请假一年,要打电报给校长,表示这是借用,来年是要聘我回来的。我当时一怒之下,就带着我的孩子们,和四五十箱的书,一些破旧不堪的家具,挥着热泪,辞别了一班亲爱的同学,和那座“绿阴如幄”的村居,搭上招商局的海元轮,竟自向南去了!当时做了一首《水调歌头》,留别暨南同学:

孤客向南去,抗首发高
无端别泪轻堕,斯意竟如
七载亲栽桃李,风雨鸡鸣不已,长冀挽颓
壮志困污渎,短翼避虞

迳行矣,情转侧,岁蹉
平声所学何事?莫放等闲
胞与长须在抱,饱雪经霜更好,松柏挺寒
肝胆早相示,后夜渺山

  听说这一学期,我所教的课程,就没有人敢接我的手。事后思之,难怪会招他们的忌,把我当作老虎般的对付,这的确是我平声最大的短处哟!

  我抱着满腔的热忱,重到广州中大的学生,就派了代表,领着校工,把我的家眷和行李,送到预租的东山松岗的寓所住下。那时中大还在文明路暂时的举行开学典礼。说也奇怪,那学校有一个极端矛盾的现象,学生们认为最不满意的教授,选起课来,反而特别的多。——固然有些特别有学问经验的老教授,选课的也不少。——我为好奇心所驱使,有时偷偷地去看,那个学生选课最多的教授的教室里,常是“寥若晨星”的,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在那里没精打采的痴坐着,或者低下头来看他们爱看的书,我这才恍然大悟其中的奥妙了!过了一个多月,全部的迁入石牌新校舍,学生是规定要住读的。学校当局,也就趁这机会,下了整顿的决心,每个教室,都编了坐位号码,由注册课派人来点名。可是结习难除,等到点过名之后,学生还是有趁着教授们聚精会神在讲书的时候,偷偷溜走的!有一次在我的班上,被我发觉了这么一个顽皮学生,我马上赶出教室,把他抓了回来。我对他说:“你这人太笨了!你不曾听过‘君子可欺以方’的这句老话吗?你要偷懒,何不对我讲,你要大小便,学学那村童的方法,那我可没有理由来阻止你不出去。”引得大家都笑起来,这位也有些“内愧”,以后便没有这怪现象了。我以为现在做教师的态度,应该是要叫学生们“畏而爱之”的。过于随便,固然有损尊严,如果一味对他们板起面孔,好像阎罗王般的,也不是道理。我以为最好是学些古代名将“恩威并用”的带兵方法,带着几分杜甫先生“庄谐杂出”的作诗态度,那是最适宜不过的了。我素来是喜欢天真活泼,带些稚气的。现在虽然年过四十了,还常常和我的学生,以及我的孩子们,脱略形迹的一起玩。我很少正颜厉色的去骂我的学生和孩子们,偶然要教训他们,总是轻描淡写的,用旁敲侧击的说法,叫他们自己觉着难为情,而自动的去改过自新。石牌本来是一片荒山,距离广州市内,约摸有三十多里的路。除了特备的长途汽车,可以直达校门,其他的交通工具是没有的。我住在东山,每天总是清早起来,吃了些牛乳,就赶上石牌去的。有时候跑到学生宿舍里,随随便便的看看我那中文系的学生。有的还没起床,看见我来了,说一声“先生早”!觉得有些儿不自在,一骨碌的都爬起来了。我自己担任的课程,仍是文学史,和词曲这一类。那时中大有一位老词家陈海绡先生,在那里教词有了十多年的历史。彊村先生对他的词,是极端推重的,我也深深的表示敬仰。可是他说得太高了,专门对学生讲梦窗词,学生不能够个个了解。我是服膺老夫子因材而教的,所以另外选了些东西,对学生们由浅入深的详细分析的来讲,并且叫他们多多的练习,果然不到半载,就有些成绩斐然了!其实我的词学功夫,和海绡翁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不过谈起学生的受用来,我教的比较容易消化些罢了。那时程度最好的有孔宪铨罗时旸程蒨薇黄庆云等。我觉得在中国最有出息的人才,要算两广湖南的子弟。我那时有“从知天地英雄气,偏在三湘五岭”的句子,写在孔宪铨的纪念册上,那全篇我却记不起来了!

  我命中是要多受折磨的!我到一处,都因苦干的结果,得着学生的敬爱,同时就遭受同事们的嫉妒和攻击。我自携家过以后,敬轩被派到欧洲去讲学,接任文学院长的是一位哲学博士范锜先生,他的为人,是颇直率而好大言的。不晓得受了什么人的挑拨,开始和我捣起乱来!公开的对学生讲,说我是要把中大造成暨南的势力,一面怂恿着邹校长,把我介绍的教授黄公渚先生拒绝了!我当时气忿不过,预备立即回到上海。我对他们讲:“你们不要看小了我,我不是要到广东来争饭吃的!我吃的米,都是从上海在邮局里寄来(我因为患着多年的胃疾,医生要我吃面包和常熟一带特产的黄米,所以特地用洋铁匣装着付邮寄了些来)。我是为的要干一番事业,你们睁开眼来看罢!”校长向陈协之先生打听了公渚确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才,才特地挽了许多人来向我道歉,氏也亲自跑到我的寓所里,解释了误会,这才相安下来。

  那时中山大学,规模的壮丽,和经费的充裕,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它自迁入石牌以后,还不断的从事建设,并遵部令添办了研究院。那文科研究所所长,原来是敬轩担任的,向从他出了国,就由我和朱谦之先生(他一方担任文学院历史哲学系主任)轮流负责。我是素爱穿蓝布长衫的。那时广州的习惯,男人是不大看见穿这种颜色的服装的,只有我还是不改其素的穿了到处跑。每次开校务会议,许多人都特别注意我,许久我才发觉是为的我那件蓝布衫。我悠然的对他们讲:“你们怕不怕?我是一个老资俗的蓝衣党呢!”有一天,陈协之先生在他那所颙园大会宾客,那广州市长刘纪文先主,也是这样的注视着我。他悄悄的问那旁坐的人,“这个蓝色人物是谁呀?”那年的旧历年尾,先生因为得着先生“共赴国难”的电劝,毅然扶病归国,到了香港。许多准备欢迎的南北大员,都麇集到香港去。我生平是不爱凑热闹的,虽然先生亟想和我见面,我直等到除夕的前一天,才悄悄的坐着三等火车去跑了一趟。先生晚上得着我的电话,就约定第二天早上,去畅谈了两小时,我下午又匆勿的回到广州去了。事后听到学生对我讲:“香港一家最著名的小报——《探海灯》——在元日就登载着这么一个消息,说先生返国以来,一批批的要人去拜会他的,至多不过接谈几十分钟,不晓得昨天来了一位穿蓝布长衫的什么人物,倒谈了那么长久的时间呢!”后来先生被欢迎到了广州,住在我那寓所附近的延园,我曾去谈过几次,也有不少的诗词唱和。直到他在颙园去世的前几天,还有一首和我《泛荔子湾、赏红棉、访昌华故苑》的绝句。他题我的授砚图,有“常爱古人尊所学,更为后辈广其途”这样精警的两个句子,事隔数年之后,先生见着我,还是常常提起,称美不置的!

  先生下世时,我做了三首五古去哭他,开首就是“我本为公来,公去我何之!?”这么沉痛的十个字。幸而我在中大干得有些成绩了,同事们都还处得相当好。当地的老前辈汪憬吾先生,洁身高隐,素来是不问外事的,对我也特别爱护。还有常德杨雪公先生,是一个崛强耿直的硬汉,追随中山先生和先生从事革命,非常之久,也是和我最谈得来的。我虽然有此不服水土,弄得胃病大发,而精神上总还得着相当的安慰。再加那位医学院长刘啸秋先生,从我学词,全家的医药顾问,是不花钱的。所以我也此打算一直的干下去,并且准备下年教授住宅落成,就全家搬到石牌去,“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了。到了暑假,校长还叫我去约公渚南来,可是公渚已应了国立山东大学的聘。我在广州休息了一个暑假,不曾离开。想不到突然的所谓“西南事变”发生了!广州市内有准备巷战的谣言,我拗不过妻的主张,匆匆的把所有的什物和儿女,趁着太古公司的轮船,回到了上海。别的不打紧,这一年多的经济损失,确有些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听琴斋主人制作(更新于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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