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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历以迄长庆，六七十年间，有意别辟户庭之诗家，约可分为平易与奇险二派。韩愈为后一派代表，孟郊、卢仝、李贺之属辅之；由张籍、王建，以下逮元稹、白居易，则属于前一派；分庭抗礼，并见创造精神。此外作者亦多，而创格稀见；性灵陶写，多以律诗，绝句亦甚盛行，故当补述。
《唐诗纪事》以卢纶（字允言，河中蒲人）、钱起（吴兴人）、郎士元（字君胄，中山人）、司空曙（字文初，广平人）、李端（字正己，赵郡人）、李益（字君虚，姑臧人）、苗发（晋卿子）、皇甫曾（字孝常，丹阳人）、耿湋（字洪源，河东人）、李嘉祐（字从一，赵州人）为大历十才子。《唐书》有吉中孚（鄱阳人）、韩翃（字君平，南阳人）、崔峒、夏侯审，而无郎士元、皇甫曾、李益、李嘉祐。要之诸人在当日诗坛，皆有所自树，且多以律绝擅长者也。
钱郎最工律诗，故当时有“前有沈宋，后有钱郎”之说。李益在贞元末，与李贺齐名；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碧鸡漫志》）。王世贞云：“绝句李益为胜，韩翃次之。”（《艺苑危言》）张实居论七律云：“天宝以还，钱刘并鸣；中唐作者尤多，韦应物、皇甫伯仲（冉、曾）以及大历十子，接迹而起，敷词益工，而气或不逮。元和以后，律体屡变；其造意幽深，律切精密，有出常情之外；虽不足鸣大雅之林，亦可谓一倡三叹。”（《师友诗传录》）然则虽谓自大历以来，为律诗之极盛时代可也。
十子之外，刘长卿（字文房，河间人）以律诗负盛名，有“五言长城”之自负语；七律影响亦大。秦系（字公绪，会稽人）与长卿善，诗亦功力悉敌。又有释皎然（姓谢氏，长城人）、严维（字正文，山阴人）之流，作家盖多不胜举矣。录诸家代表作各一首：
《送耿拾遗归上都》（刘长卿）
《山中酬杨补阙见访》（钱起）
《春思》（皇甫曾）
《赠钱起秋夜宿灵台寺见寄》（郎士元）
《至德中途中书事却寄李僩》（卢纶）
在律诗盛行之际，有韦应物（京兆长安人）、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绍述王储，上规陶谢。钱榘谓：“韦公古澹，胜于右丞，故于陶为独近。”（《砚佣说诗》）应物又兼擅歌行，为白居易所推服。居易尝云：“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澹，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与元九书》）其歌行如《鸢夺巢》：
则亦与白氏新乐府同其旨归者也。宗元诗刻意学谢，代表作如《南涧中题》：
苏轼以为“忧中有乐，妙绝古今”。盖由盘郁之久，一时触发，又非大谢之所能笼罩矣。
大历后诗，宗元之外，有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论者以为高于刘长卿（《说诗晬语》）。禹锡晚年，多与白居易唱和，时号“刘白”。其诗讽托幽远，又极注意民歌。既以王叔文党，坐贬朗州司马，蛮俗好巫，尝依骚人之旨，倚其声作《竹枝词》十馀篇，武陵溪洞间悉歌之（《全唐诗》小传）。居易相继有作，遂开后来倚声填词之风焉。为录《竹枝》二首如下：
原律诗之为体，最宜竞巧一句一字之间，雕镂风云，涂饰花草。唐人酬应之作，以此为多。而韦柳于韩白二派之外，独出心裁尚古体；禹锡又复注意民歌，以一变近体律绝之风格；亦研究唐代诗歌史者所不容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