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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曲”二体，原皆乐府之支流；特并因声度词，审调节唱，举凡句度长短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依已成之曲调为准；复因所依之曲调，随音乐关系之转移，而“词”与“曲”各自分支，别开疆界。
宋翔凤云：“宋元之间，词与曲一也；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曲。”（《乐府馀论》）“词”“曲”皆有“曲度”，故谓之“填词”，又称“倚声”，并先有“声”而后有“词”；非若古乐府之始或“徒歌”，终曲知音为之作曲，被诸管弦也。
中国音乐，自汉魏以迄隋唐，为一大转变。所谓《房中》旧曲，九代遗声，与夫“西曲”“吴声”，并渐销歇于陈隋之际。宋王灼云：“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碧鸡漫志》）此所谓“今曲子”，即“词”所依之声；其法原出龟兹人苏祗婆。自周武帝时，传入中国（详《隋书·音乐志》）；至隋唐间而西域乐大盛，且渐普遍于民间；所谓“自开元已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旧唐书·音乐志》）是也。
据崔令钦《教坊记》所载开元以来“燕乐杂曲”，至三百馀曲之多；唐宋人填词，即多用其中“曲调”。《宋史·乐志》亦云：“燕乐自周以来用之。唐贞观增隋九部为十部，以张文收所制歌名燕乐而被之管弦。厥后至坐伎部琵琶曲盛流于时，匪直汉氏上林乐府缦乐，不应经法而已。宋初置教坊，得江南乐，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后因旧曲创新声，转加流丽。”燕乐以琵琶为主，而张炎言协音之法，亦取正于哑筚篥（详《词源》下）；筚篥亦出胡中，而为燕乐中之主要乐器；故谓“词”为依“燕乐杂曲”之声而成，可无疑也。
西域乐流行既久，渐染华风，所谓“因旧曲创新声”，不免流于靡曼。金元崛兴沙塞，所用纯粹胡乐，嘈杂缓急之间，旧词至不能按；乃更造新声，而北曲大备（参用吴梅说）；所谓“以吹笳鸣角之雄风，汰金粉靡丽之末俗”（《词馀讲义》）是也。明王骥德叙南北曲之渊源流变云；“入宋而词始大振，署曰‘诗馀’，于今曲益近，周待制、柳屯田其最也；而单词双韵，歌止一阕，又不尽其变；而金章宗时，渐更为北词；如世所传传董解元《西厢记》者，其声犹未纯也。入元而益漫衍，其制栉调比声，‘北曲’遂擅盛一代；顾未免滞于弦索，且多染胡语，其声近噍以杀，南人不习也。迨季世入我明，又变而为‘南曲’，婉丽妩媚，一唱三叹；于是美善兼至，极声调之致。始犹南北画地相角，迩年以来，燕赵之歌童舞女，咸弃其捍拨，尽效南声，而北词几废。至北之滥，流而为《粉红莲》、《银纽丝》、《打枣竿》；南之滥，流而为吴之《山歌》、越之《采茶》诸小曲，不啻‘郑声’，而各有其致。”（《曲律》）据王所言，南北曲之不得不随音乐关系为转变，又可知矣。
“词”为文人娱宾遣兴之资，以“清讴”为主，不与舞蹈同用；欧阳炯所谓“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花间集序》）者，可想见其意趣。南北曲之“小令”、“套数”，其应用亦与“词”同；“套数”之曲，元人谓之“乐府”，作“小令”与五七言绝句同法，要酝藉，要无衬字，要言简而趣味无穷（并见《曲律》），实与唐五代之“令词”相仿，特“曲调”变易耳。今故以“词”“曲”同篇，借见演化之迹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