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吴瞿安先生

岁寒怀旧录之一

廿年人海狎风波，一事无成可奈何。

师友半凋吾亦老，思量只觉负恩多！

　　雨生^[1]不断的写信来，要我替他主编的《风雨谈》写点稿子，仿佛索逋似的。我因为家人患病，缠绵两三个月。暂兼了“内阁总理”的职务——自注：内者内人之内，阁者闺阁之阁，既非责任内阁之阁，也说不上周佛海先生在少年时候所常爱入的文昌阁——天天除了教书校稿之外，还要忙着挪债、延医、照料我的娇儿，恨不得多生一副脑子，或者能托观世音菩萨的福，也长着千手千眼，来为文化界服务！直到年三十夜，只做了上面四句歪诗。幸运的平安度过了这年关，想起一切的文债来，要想拖赖，总有些过意不去，何况我素来是主张“言必信，行必果”的一个不合时宜的笨货呢？

　　想起我，原来不过是一个小学毕业出身的酸人物，赤手空拳，跑进教育文化界，混了二十馀年之久。不知怎的，所有文坛老宿，和各方面的贤明领袖，一见了我，或者是通过一两回信，就特别“垂青”起来，奖借提掖，教我努力上进，欲罢不能。我是抱定一生一世，要做学生的，只要人家有些特长，不管他是新旧人物，我总是虚心去求教，而且服膺不释的。单就我的本行——勉强说是中国纯文艺吧——来讲，诗坛老辈如陈散原、郑苏戡、陈石遗诸先生，词坛老辈如朱彊村先生，国学大师如章太炎先生，新文学家如鲁迅先生等，我都曾领教过，除了鲁迅先生比较生疏一点，其馀都对我奖诱不遗馀力，尤其是彊村先生，更是使我没齿难忘的。可是现在这些人物，都作古人了，还有许多谊在师友之间的人物，自这次事变以来，或流离颠沛，作客以死，或避居僻壤，音信不通。我所敬服的欧阳竟无、赵尧生、陈苍虬、张孟劬、夏吷盦、李墨巢诸先生，虽皆健在，而散处四方，无由常亲謦欬，尤以欧、赵两先生远在蜀中，音问阻断，倏忽数年之久，怎不教人发生“恍同隔世”之叹？我现在已是中年了，德业都无成就，每当夜静更深的时候，想起诸师友对我期望的殷切来，不觉泪沾衾枕，那还有话可说呢？雨生指定要我记吴瞿安先生，却噜噜苏苏，写了这么一大段离题颇远的话，也就因为说起吴先生，不知不觉的，连类引出许多的感慨来。现在且先谈谈我与吴先生的关系，和他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吧。

　　我和瞿安先生的关系，也是在师友之间的。我的仰慕吴先生，远在二十五六年前，和他通信见面，却在民国十七年我到上海暨南大学教书以后。当我十四五岁时候，就喜欢弄弄诗词。那时我有两个堂兄，先后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肄业。一个名叫沐光——去世也过二十年了——他是最崇拜黄季刚先生的。我对研究声韵文字之学，和魏晋骈体文，得窥门径，后来又在季刚先生门下学过些东西，以至和太炎先生发生关系，是从这个因缘来的。一个名叫沐仁，他是最崇拜吴先生的。他每年暑假，回到家乡来，总喜欢把吴先生对南北曲的造诣，讲给我们听，并且拿出遏云阁曲谱，泡了龙井茶，兄弟们团坐在后堂——我家里的书斋，中植兰花、夹竹桃、秋海棠之类，堂后傍山，苍松翠竹，相映成趣，也可算得一个适宜避暑的好去处呢！木榻边，一个吹起笛子来，——这个名叫沐干，兄弟们叫他老五。——老三——沐仁——跟着就唱《絮阁》，或者《思凡》之类，说这是吴先生教给他们唱的。我虽然不懂，却也颇感兴趣。后来我和吴先生相熟了，吴先生总是劝我学唱昆曲。他说词曲原来是相通的。研究词学的人，最好学会了几支曲子，自然别有受用。他自离开北大后，历任东南大学、光华大学、中央大学词曲教授，常常叫学生们在课馀之暇，到他家里去学唱，那作风和以前在北大时，是始终一贯的。

　　我和吴先生相识，现在记不清是那年了。吴先生历年和我通讯的遗札，都保存在上海，一时没功夫特地取来，加以一番整理，只好留到后来再说。我从小就听到吴先生是爱唱青衣的，又是道地的苏州人，心目中猜想，他的面模一定是很漂亮的。可是后来见了他那四方的脸孔，养着两绺八字须，一双耳朵矗起来，立刻就感觉到这怎么好扮青衣花旦呢？我对唱曲是十足的门外汉，所以他的嗓音，是否适宜于唱青衣花旦，我可不敢妄下雌黄。吴先生是研究词曲的专门学者，是近代中国戏曲界的唯一导师，他的特长，是能兼填词、制谱、按拍三者的绝艺，深通其理而传诸其人。至于兴之所到，偶然登场爨演，不管扮相怎样，规矩总是好的。这一方面，自有专家去仰赞，也用不着我来饶舌了！

　　我和吴先生相识以后，渐渐的熟了起来，是在淞沪事变的那一年。那时京沪一带，风声鹤唳，吴先生也就暂避到上海租界内来，在某大银行家做了西席。除教两三个学生读书做对子外，又替居停主人鉴定所藏书画，做些题跋。那位主人待他很好，特地为他请了一回客，把寄寓上海的名流，邀了不少来参加这个盛会。我和吴湖帆先生，也得叨陪末座。自这以后，我教书得空的当儿，就常常跑到他那里去谈天。他天天做日记，写得特别认真，有时候拿给我看，我从这里面也得着许多的启发。这时恰值彊村先生在前几个月去世，我和几位知好，正在筹刻《彊村遗书》。吴先生和彊村先生，也是“平生风义兼师友”的，所以对这件事，特别关怀。因为这种因缘，吴先生对我也就特别要好。他那种谦和的态度，和萧洒的神情，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后来淞沪协定成立，时局也就恢复常态，那时的中央大学，又把吴先生挽了回京。那位银行家愿照中大的待遇，按送束修，把他老人家留住。他老人家是爱喝几杯酒的，他感着天天由小学生们陪着吃喝，有些不自在，也就婉辞谢却，回到中大去了。

　　我往年常是趁着春假之暇，到南京去走一趟，看看许多朋友。吴先生和他的夫人儿女，都寄住在中大附近大石桥的一家民房里。那屋子是一坐三进的平房，吴先生是住在最后一进的，陈设也颇简单，原来教授生涯，总是相当清苦，这也不足为怪的。我因为每次到南京，时间都很匆促，所以拜访他的机会，往往是在夜间。那房子的前排，是不曾装设电灯的，往往暗中摸索，总留我谈到半夜，才亲自把我送出大门来，这也可见他对后进期望之深，和待人之厚了。

　　有一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天的下午，他知道我到了南京，特地叫他的学生唐圭璋君，约了我往游后湖。他老人家带着一位儿子，和唐君连我四个人，坐上小艇，叫唐君吹起笛子，他父子两个，唱起他新近刻成而颇自命得意的霜厓三剧来，袅袅馀音，绕云萦水，真叫人有“望之若神仙”之感。一直游到夕阳西下，才收艇归来。我最近两三年，每到后湖，总会想起这次游湖的风趣，不禁唱出“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这两句唐诗来，表示低徊怅惘之意。而今吴先生下世，整整四周年了！唐君闻在重庆中央大学，担任词曲讲席，风流云散，怎得不叫人对景伤怀啊！

　　吴先生的老家，是在苏州的双林巷，也是一座江南人的旧式建筑，我曾去过一次。这时恰是假期，吴先生夫妇都在家里。听到剥喙敲门之声，他的夫人出来开了门，延往书斋，和吴先生坐谈了好久。在那明窗净几之下，看了几种外间少见的明人曲谱，可是因为时间匆迫，走马看花似的，现在都记不清楚是何名目呢！吴先生藏曲之富，甲于中国，大部都保存在这屋子里，听说事变以来，尚无散失，这到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啊！

　　吴先生自“八一三”事变以后，有一个短期间，避难苏州乡下，不曾通过消息。后来带了家眷，和他著作的诗文词及日记等手稿，转到湘潭，喘息甫定，便一心一意的，删定所有的诗词，准备着“把虚名料理传身后”的工作。他大概是从卢冀野、郦衡叔——二位都是吴先生的得意门生——诸君处，间接得到我仍滞留在上海的消息，就不断的写了些快信或挂号信来，报告他的行踪和近况。并且把他删定的《霜厓词录》稿本，保险寄给我，以校刻印行相托。他知道我儿女多，家累重，那时景况不好，又想到他的门生潘景郑君，力能任刊书之费，兼有夙诺，屡次催我代询。后来景郑抄了一份副本，又叫我做了一篇短跋，说是就要寄往北京雕版。现在已隔多年，不知这件事究竟办得怎样？好在稿本仍存敝箧，这重心愿，我总希望能早清偿，以期不负先生托付的苦心啊！

　　吴先生在没有离开中大以前，就有些喉哑的毛病。自从流离西上，再由湘潭转到桂林，经不了风波跋涉的劳苦，病势增剧。他来信有“嗓音全失，骨瘦如柴”的句子，早已自知不久于人世，但是他的精神始终是很好的。自离桂林转往云南大姚县，一路都有信来。直到去世的前几天，还有信给我，笔札精整，和以前一样的认真，那里知道电传的噩耗，反而会较遗书先到呢？

　　吴先生在逃难期间给我的信札，叫我最感动的，有下面这几件事。一件是他那对文字上一种矜慎不苟的精神。他寄给我的《霜厓词录》定本，把生平所作的词，删了又删，只留下一两百首，照平常人看起来，已经算得谨严极了。可是他对彊村先生挽词一首，直到快要去世的时候，还来信改定好些字句，并且再三托我务把定本改正。一件是他听到我在上海迫于生计，兼课颇多，总是来信表同情，劝我节劳保重。他说他的生命，就断送在教书上面，改文伤脑，讲书唱曲伤气，以致元神耗尽，不可救药。我想这些话虽然有激而发，可是生在这师道沦亡的末世，做教书匠的，不管学问怎样高明，总是得不到社会的优礼，这是我辈同行的人，所应同声一哭的！还有一件，是他对自己的作品一种依恋的神情，生怕不能传给后人似的。他认定了彊村先生去世之后，只有吷盦先生，是当世词坛的大作家，特地写了一封极工整的骈文信，托我求他做一篇《霜厓词录》序，并且不断的来函催促，仿佛得着这篇序文，就是死了也可瞑目似的。这时夏先生因为忙着他事，直到吴先生死后，才把序文做好。我想吴先生九泉之下，也可以无憾了吧！

　　吴先生死在大姚李旗屯的李氏宗祠，有他的门生李一平君，替他料理身后。他的著作，听说全部交给卢冀野君，已经在那里次第刊行。冀野做了一篇很详细的年谱，载在上海出版的《戏曲》第三辑上面。这《戏曲丛刊》，并且为吴先生出了一本“吴霜厓先生三周年祭特辑”。吴先生过了几十年清苦的教书生活，桃李满天下，而且大多数都是能够发扬先生遗业的，我想吴先生确定是不朽的了！

　　癸未元旦后一日，脱稿于金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