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按:原文于 1944 年 6 月 2 日(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写成,先生其时四十三岁,载于《求是》杂志一卷四号(同年 6 月 15 日出版),另有《补记》追述萧友梅事及《忍寒漫录》一则。此前已有《乐坛怀旧录》刊于《求是》一卷二号(同年 4 月 15 日,怀念萧友梅)。本电子版乃根据龙榆生先生手稿重新录入而成。原文未分节,电子版为阅读方便,将原文分成三小节,小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易先生是个最有天性的人,我到学校上课之后,挟着书包喘吁吁的跑到他家坐坐,有时满身都是雪,他常是冲一杯热气腾腾的红茶,摸出几片饼干,给我取暖。这在患难中互相怜惜的情谊,是比任何高官厚禄,或者山珍海味,为更值得纪念!易先生晚年本来就常常生病的,末后两三年,除了脊痛之外,加上痔疮和肠胃病,困卧床蓐,转侧不安。他素来是很达观的人,到这时也就非常苦恼了。他曾对我忏悔着以前没有蓄积,留为防老之用,他劝我为儿女储蓄一点钱,免得事到艰难,无法可想,他说着流下酸泪来了!我素来是没有看见过他轻易挥泪的,我惭愧着没有能力帮助他,更感到自己的德业毫无成就,除了努力奋斗下去,还有什么方法来慰亡友于九原呢?我是二十九年的春季和他分手的,他的去世,是在三十年的冬季。在这一年多的中间,我常写信给顺宜去探望他的病状,据说他每次接着我的信,总是流下眼泪来。他比较好些的时候,也常写点诗词,和我酬唱。我手边检出他在临死前两三个月和我的《鹧鸪天》词,字体是歪歪斜斜的,一定是在病床上所写,真个一字一泪,令人不忍卒读!现在把它抄在下面:
鹧鸪天 次韵南村后湖见寄
鹧鸪天 再次前韵寄箨公二首
我验了信封上的邮戳,这四阕词是八月十四和十六两天发出的,以后似乎还有中秋和我的几首七律,可惜一时找不出来!过了不久,我的女儿报告易先生的噩耗,衣衾棺木[1],都是朋友替他办的,我叫顺宜去代表吊祭,并且做了几首五言古诗哭他,当时写给汪先生看,说是非常沉痛,也托我送了几千元的赙仪。易先生遗命是希望葬在西湖的,可是时难方殷,那里办得到?后来俞夫人也死了,幸亏他的老友叶遐庵、郑韶觉诸先生,把易先生两夫妇合葬于上海近郊的广东联义山庄,并命羁禽,魂灵相守,应该也可以没有遗憾了!他的著作,除了《双清池馆集》(石印本,我曾题了几首诗)、《大厂词稿》(商务印书馆影印吕贞白陈蒙庵合写本)、《孺斋诗存》(吕贞白校定,陈蒙庵排印本)业经出版外,据《大厂居士遗墨选刊》所附小传上,说有《玦亭印存》、《孺斋印稿》,(都是用原印拓出的,我有一部。)《大厂画集》、《韦斋曲谱》、《杨花新声》、《识字字典》等数种,我不曾全部见过。其他的稿子很多,他在病中有意托我整理,后因我不在沪,没有取来,听到遐庵先生说,全都[2]交给王秋湄先生,现在秋湄也死了,我很盼望遐庵先生能够了此一重心愿。
易先生和我的交谊,是以词为因缘的。在十八年的春夏间,他兼任民智书局的编辑,替书局校印了《北宋三家词》、《伐檀集》,和他自己所辑的《韦斋活叶词选》。他常托我向朱彊村先生处借书,并且要求朱先生批评他所作的词,因为朱先生是词坛的领袖,也是以校刊宋元词籍为职志的。易先生的性格,原是倜傥不羁的,信手拈来的诗词书画,都是天机流露,妙趣横生!可是有一个时期,他对填词是特别严于守律的,不但四声清浊,一字不肯变动,连原词所用的虚字实字,都一一要照刻板式的去填。他因为寻常习见的词调,在宋人的作品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不便遵守,就专选柳永、吴文英集中的僻调,把它逐字注明清浊虚实,死命的实行“填”的工作,拘束得太厉害了,就免不了晦涩难通的毛病,他自己的题词,有“百涩词心不要通”的说话,朱先生就借这句话,批在他的《双清池馆集》上,说这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借寓规讽的微旨,而易先生是偏爱找这苦吃的,还要引诱我也去做他的同志,照样去死填,我也上过几次当,后来索性各行其是,声明这种束缚性灵的笨事,我是不甘心再干了。我对填词是主张苏辛一派的,和他恰立于反对的地位,也曾打过笔墨官司,还经过胡先生的调解。在《不匮室诗钞》(广州登云阁影印冯康侯写本)卷八里面,就屡屡涉及这场公案,如《读榆生教授(附注:原稿都有教授二字,印本删去)论学词文,九叠至韵寄之》云:
这前面六句,是为易先生说的,后面却很赞同我的主张。又《得鹤亭寄书,二十六叠至韵代简》云:
这时我和胡先生除了诗笺酬答之外,不但不曾会过面,连信也始终没有写过,他却拖出冒老名士[3]鹤亭先生来,调停我和易先生的争论。又《二十七叠至韵,答大厂论词二什,并简榆生》云:
又《榆生以答大厂作见示,二十八叠至韵,率呈两君》云:
这一场笔墨官司,也就此宣告中止。后来我到了广州,在旧历的大年夜,跑到香港和胡先生相见,他替我题受砚图云:
还算是这件事一个小小的馀波。汪先生最爱这第二联,见着我不知道念过多少次?经过这番调解之后,易先生对于填词的作风,也渐渐转变了。在胡先生逝世前一两个月内,我们三个人,同和文信国改王昭仪韵的《满江红》词,每人做了三首,这时我和胡先生都住在广州东山,相隔很近,易先生远在上海,却烦我来作传递人了!易先生改变作风之后,不到几个月,我也回到上海,彼此都贫病交迫,事实上也再没有推敲字句声律的馀闲了,偶然填一两首词,就相约用寻常习见之调。易先生和了许多玉田词,变艰深为平易,苍凉变徵之音,能移我情,他写了一本给我,希望我手写清本,替他影印,我至今还未了此心愿,(只把它分载在《同声月刊》,原稿给遐庵先生借去。)说来真觉对不起地下的故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