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为人正直，待人诚挚热情。据任睦宇先生回忆：“榆生先生给人的印象，是正，是真，是诚，是亲。正则凛然不可犯；真则胸怀坦荡；诚则推心置腹；亲则父子家人。当年外侮日深，风雨飘摇，榆生先生中心如焚，为诸生授课，至大纲节目之足为千古训或千古诫者，往往情不自禁，声色俱厉，挥拍讲台，俨然唾壶击破，来表达他那磅礴激昂之气概，直可廉顽立懦。……课余之暇，榆生先生常邀约同学少年之堪造就者，畅谈今古成败兴亡。……对奖掖后进，爱护生徒，更无微不至，不遗余力。略有小善，即称道游扬，虽有不足，无不耐心诱导，劝勉万端。所以出榆生先生门下者，莫不敬之如兄父，亲之如家人。”章石承先生回忆当年父亲离沪南下的情景说：“一九三五年九月，……榆师遂愤而辞职，改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任中文系主任兼词学教学工作。中文系同学闻讯，推代表向校方提出挽留，无效。举行惜别会，到会八十余人。先由中文系同学代表致辞，指出校方不以学生学业为重，随意更换词坛素负盛名之主任；表示愤慨。继由榆师讲话，感情激动，声泪俱下。于是师生均大哭。于此可见榆师在学生中之声望与师生感情之亲密。”
对学生，父亲爱护备至；对社会上有才华的青年，也是如此。曩辑《词学季刊》创刊号时，得扬州丁怀枫投寄之词稿，其词“低回百折，凄沁心脾，虽抒写个人身世之悲哀，亦对旧社会之血泪控诉，既具艺术价值，亦有社会意义”，父亲叹为今之易安，并亲往扬州相访。又如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富寿荪君持诗求见，数日后再访，父亲告以已将诗中警句采入日记，一个月后，父亲即介绍富君入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父亲有《水调歌头》赠富寿荪、铁耕兄弟，词云：“吾老复多幸，常获友群才。江东二俊方少，宁久困尘埃。伯氏精研声律，仲氏深情郁勃，唳鹤本仙胎。胸次万人敌，来者孰登台。 辙间鲋，槐根蚁，两堪哀。何如屠者朱亥，怀抱为谁开。曾见相如涤器，又报梁鸿舂米，烈火锻钢材。我亦且啖蔗，甘向舌根来。”终父亲一生，凡有所遇，或悉心指导、爱护，期更上层楼，或向有关部门推荐，以发挥其才智，一如过去他的几位恩师至友对他那样。
父亲笃于师友情谊，不负所托。他壮岁之年，在艰难的条件下，曾为彊村师整理校辑刻印《彊村遗书》，后又为季刚师刻印《日知录校记》。一九二三年，与季刚师自武昌一别后，父亲橐笔游厦门、上海，季刚师亦离鄂东下，教授南京中央大学。父亲恒以春秋佳日，向沪往省先生于文昌桥寓居。先生旋筑量守庐于鸡鸣寺台城旧址，以庋生平所收图籍，为终焉之计。一九三五年暮春，先生五十初度，父亲与海宁孙鹰若先生偕往祝嘏，广济刘博平亦自武昌来会。先生喜甚，招集浣花川菜馆，旋复偕往太平门外看桃花，欢游屡日而散。这年夏天，我们全家迁广州，先生亦常有信来。重阳后数日，先生以中酒大呕血，遽尔阖逝，不料春日欢聚竟成永诀。父亲闻讣凄然北望，不知泪涕何从了。翌年秋，父亲北返上海，既为先生刻所著《日知录校记》于吴下，复谋之临川丁谷音，决由商务印书馆将先生手批《说文解字》、《尔雅》、《广韵》三种，朱墨影印，借以传真，兼资来者考索。惜先生家属各持异见，议久不谐。倭寇旋犯金陵，量守庐化为瓦砾，不堪回首。传金陵初陷，量守庐藏书移贮采石，随皆被盗散佚，有收得《量守庐日记》数十页者，父亲曾借以录副。逾十数年乱定，闻先生手批三书尚在念田之手，一时亦断印刊之望。抗战前夕，开明书店曾与先生家属有约，影印《量守庐日记》全稿及《切韵表》清本，也因抗战而未果。一九六四年，父亲病中忆旧，深感先生往年见厚之谊与先生治学之精勤，而五十著书，余杭章君所以勖勉之者卒不获有所就。年命迫促，信志士之大痛，毕生精力所寄，亦正在灭没中，白首门生，唯余一恸而已。
此外，父亲并为钱塘张尔田先生校刻《遁庵乐府》，为江阴夏闰枝先生补刻《悔龛词续》等书，并为香宋、海绡诸翁校录诗词遗稿。晚年病中，再为腾冲李印泉根源丈校点《曲石诗录》。又将保存箧中数十年的师友手稿等分别题跋后，寄赠有关图书馆，如《海日楼遗诗钞本》、《乐静词》、《槐庐词学》、《王幼霞龙松琴唱和词册》、《词总集考稿》、《彊村遗札》、《张尔田遗稿》等。除此，还包括不知名作者的《淛游吟草》，父亲在该稿题跋中写道：“余旅沪前后四十余年，喜游旧书坊，每遇残编断简，辄感作者心血所寄，不忍令其湮没，遂收入箧中，……此册有关浙中文献，谨以归之浙江图书馆。”又如一九五九年冬，父亲偶于古籍书店见到明刊《牡丹亭还魂记》二卷，“爱其细批满纸，字迹特矫健，料必出一时名手，遂商之书友孙实君，以箧中所有明嘉靖刊《欧阳永叔文集》五十卷、日本复刊《白氏长庆集》中箱本、归安朱氏原刊《彊村丛书》足本作价百圆，从而易得，为小五柳堂压架之品。越一年，偶遇实君，询愿更出让否？姑漫应之。旋知上海图书馆欲收归公有，因念身外之物，终难永保，藏诸公库，原契夙心。爰请略缓其期，俾得移录诸评语，以为研讨之资，既竭五日力录竟，即分粘石印本内，于原刊虽依恋不舍，亦未如之何，公谊固当战胜私情也。”
此外，父亲并将彊村双砚和夏敬观、吴湖帆所绘《受砚图》及诸词人题辞捐赠浙江博物馆。另在一九六四年预留的遗嘱中，还要儿女们将“彊村、大鹤诸老批校词集，并赵氏惜阴堂所著《词籍提要》手稿十数巨册，红印孤本《惜阴堂汇刊明词》全部，……吕碧城词稿手札等，悉数捐献北京图书馆。不匮室和我诗手稿一册、双照楼手札词稿一包、手批《陶靖节先生集》四本及照片等，则由儿辈函送陈毅副总理，请予处置。以有关历史资料，不宜轻加毁灭也。”因十年动乱，这些遗愿大都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