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少年时，喜爱恬静的田园作品。十九岁游武昌，季刚师以亲手批点的《梦窗四稿》相赠，启导了他对词学的研究。从教中学到大学，教课重点逐步移向诗词。就在这时，他结识了上海的一些词学先辈，特别是清末词学泰斗朱彊村先生。先生对父亲“一见叹赏”，父亲对先生也倍加崇敬，先生以三、四十年的精力刻成《彊村丛书》的治学精神深深感动了父亲，坚定了他献身词学、力挽衰落的意志和信心。他们“三载之间，无旬日不见，见必从论词学，或共校订”。
一九三○年，父亲参加了旅沪词流潘兰史、林铁尊、冒鹤亭、夏敬观、叶恭绰、吴湖帆等二十余人约结的“沤社”，彊村先生为盟主，月课一词以相切磋。每次集会先生必至，虽多病，而精神不少衰。父亲在社内年最小，而与先生过从甚密，受知最深。先生每有新词，必令父亲共相商榷，如此虚怀好善，令父亲深为感动。彊村先生曾对父亲说，平生于吴词致力特深，颇能窥知其奥蕴，何必强人以此自艰自苦，又说周选四家，碧山器小，殊觉未称，祧苏祖辛，尤为颠倒，其晚年定论如是。且力赞文廷式云起轩词之异军特起，其不主固步自封当为人所共见，宜其为广大教主也。
“九·一八”变起，东北沦亡，闽人郑孝胥阴谋挟爱新觉罗·溥仪由天津潜往辽沈，先生怒焉忧之。曾嘱陈曾寿力加劝阻。先生病日笃，一日强起，邀父亲往石路口知味观小酌，语及东北事，相对歔欷者久之。复低声太息道：“吾今以速死为幸。万一逊帝见召，峻拒为难，应命则不但使吾民族沦胥，即故君亦将死无葬身之地也。”嗣后，先生遂卧床不复能兴。
一九三一年冬，彊村先生缠绵病榻，临殁前二日，唤父亲到床前，出《鹧鸪天·绝命词》见示，后就枕边取平生校词的朱墨双砚相授，希望父亲能继其业，又将诗词稿交给父亲，嘱为整理。“授砚”之事一时传为词坛佳话，徐悲鸿、夏敬观、吴湖帆、方君碧以及一些近代画家都以此为题作画，陈三立作《受砚庐图题记》，夏闰枝、张孟劬、邵瑞彭等近代词人都为之题辞。窗前灯下，父亲治词学时，常从这些画和题辞中吸取力量，以期在彊村词学的基础上更上层楼。
彊村先生下世后，父亲忙于授课，仍不殚酷暑严寒，邀请夏闰枝、张孟劬、夏敬观、黄公渚诸先生共商体例，将先生手订诸稿勒为内篇，父亲纂辑的稿子列为外篇，合编为《彊村遗书》。“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父亲带着妻儿转到上海法租界，全家住在音专的汽车间里，他自己却躲进仅能容身的地下室，秉烛抄校遗稿，每至深夜。《彊村遗书》遂得于翌年刊行问世。
一九三三年，在词友们的赞助下，父亲主编的《词学季刊》诞生了。《词季》联系了新老词家，交流创作和研究成果，发掘保存了词学遗佚，推动了当代词学研究。《词季》出至三卷四期，排版初校，就因“八·一三”战火而告中断，仅存一份残缺的校样，父亲珍藏多年，于一九六五年冬，献给了毛主席。由于《词季》深受国内外词学研究者的重视欢迎，香港出版界曾将已出的十一期影印出版。一九八五年，上海书店又将已出十一期连同三卷四期的残缺校样一起，再次影印出版。夏承焘先生为此所写的题辞中说道：
“龙君于一九三三年创编《词学季刊》。予乐助其成，竭尽棉力。 ……《词季》问世，颇为词坛老宿欣赏，同时学者，如叶恭绰、张尔田、夏敬观，并为延誉，多所匡赞。盖词之为学，久已不振。旧学既衰，新学未兴。龙君标举《词学》，使百年来倚声末技，顿成显学，厥功甚伟。”
一九四○年冬，父亲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同时，又创办了与《词学季刊》内容相近的《同声月刊》，由于经费有限，征稿、编辑、校对和发行，完全由父亲一人承担，我们这些年龄较大的孩子，只帮着做点排版初校和包扎付邮的琐事。一九四五年七月，《同声》出至四卷三号，即告休刊。父亲在《休刊启事》中写道：
“五载金陵，只余酸泪。感时伤逝，亦复何言。徒殷声气之求，转切乱离之痛。行将率妻子，入庐山；课童蒙，事垦牧。长与樵夫为伍，期为乐世之民。廿年教授所入之束修，赢得五车破蔽不堪之图籍。玆亦举而鬻诸市肆，藉佐舟车。曩辑《词学季刊》，……继此有作，即为本刊。问世以来，亦颇为各方所爱护，今兹辍响，能不抚然。所冀词客有灵，河清可俟，樵歌渔唱，重振云山韶濩之音；牧竖村童，共负风会转移之责。大雅宏达，幸谅微恍。”
张尔田先生一九四二年在《忍寒词》序二中曾经赞扬父亲说：
“词小艺也，其遂于道也盖末，然而斯文之一綎，未尝不可于此征焉。今中国文化将亡矣，四夷交侵，王风委草。榆生独奋于举世沉晦之中，尽其心力以从事于此，其亦有空谷跫音之感欤！斯则余与榆生有同情也。”
父亲就是这样，不论处何逆境，他都竭尽全力，为发扬词学而奋战不息。
一九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于暨南村寓庐脱稿的《清季四大词人》，大概是父亲的第一篇词学论文了。在《小引》中，父亲叙述了撰写该文的由来和动机：
“去年彊村先生，以日本人今关天彭君所著《清代及现代の诗余骈文界》一册见示。受读既竟，因念词至今日，渐就衰微；偶以现代词人，询诸学子，甚或不能举其姓氏。彼东邦学者，犹能注意吾国词坛，而吾乃茫无所知，言之不滋愧欤？且人恒贵远而贱近。晚近号称研究词学者流，又往往专注于两宋词人轶事之考索；苟叩以最近词人之性行，亦瞠目不知所对。及今不图，而令百千年后，竭诸才士之精力，穿凿附会，以厚诬古人；斯又非学者之大惑乎？以此因缘，吾乃有《清季四大词人》之作。”
怀着这样一种民族责任感，父亲开始了他的词学论文写作。从一九三三到一九三七的四年中，父亲写了《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东坡乐府综论》以及《漱玉词叙论》等多篇词学论文，主要载于《词学季刊》上。论文对词学的若干方面进行了探讨、研究和论述，对五代、宋有代表性的几个词人分别作了剖析、评价。
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五年，父亲写了《晚近词风之转变》、《论常州词派》以及《如何建立中国诗歌之新体系》等论文，主要载于《同声月刊》上，除论述转向清代及近代词坛外，还以相当篇幅阐述父亲对古典诗词如何为今日歌词创作借鉴所作的设想和探讨。在《创制新体乐歌之途径》（载《真知学报》一卷一期，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文中，父亲写道：
“予于新旧音乐都无所解。惟自弱冠后，稍习填词，……既任教于国立音乐院，十有余年，因得先后与萧友梅、黄今吾、李惟宁诸音乐家相往还。时或商量合作，以期创造新体歌词，藉应时代需要。转念我国古代诗歌，原以入乐为主，而填词本号倚声之业，自旧谱散亡，不复可歌，辄以为大憾！……然吾人研治词曲之结果，对于各词调与曲牌之声韵组织，即因文字以求之，犹觉于轻重缓急之间，可以想象当时制曲之各种不同情调！……予于是益信词曲为最富音乐性之文字，……取其声韵组织之法，斟酌损益之，以为创作新体乐歌之标准，其必利于喉吻，而能谐协动听，可无疑也。……因思应用词曲之声韵组织，加以融通变化，以创制富有新思想、新题材，而能表现我国国民性之歌词，……十年前曾与叶遐庵、萧友梅、易大厂诸先生倡议创立歌社，从事新疆域之开辟，人事牵率，未有所成，而怀抱此心，始终不懈。”
“十年前”，正是父亲在上海音专担任语文教师的时刻。他对新生事物有一定敏感，一经接触到萧、易两位合作的新歌创作，他就紧随萧先生，希望把这一新生的幼苗，浇灌培养成长。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发表在《乐艺》上的《歌社成立宣言》，就是萧先生和父亲共同署名的。《宣言》昭告国人：
“吾辈为适应时代而创作新歌，为适应社会民众需要而创作新歌，将一洗以前奄奄不振之气，融合古今中外之特长，藉收声词合一之效，以表现泱泱大国之风。”
随后，他又撰写了《从旧体歌词之声韵组织推测新体乐歌应取之途径》（载音乐艺文社《音乐杂志》第一卷第一、二期，一九三四年）等文，阐述怎样把古代乐歌中的声韵格律，移植到新歌词的创作中来。他本人也根据自己的构思作了一些尝试，一九三二年创作的《玫瑰三愿》即其代表作。在一次演奏会中，父亲偶感阶下玫瑰之被人攀折，就座间率意为长短句，题以《玫瑰三愿》，随付黄今吾先生制谱，顷刻而成。歌词含蓄深邃，虚实结合，耐人寻味。他用玫瑰花的三个愿望，表达了对摧残善良的恶势力的不满，以及对受欺凌的弱小者的同情。曲调柔美而富有歌唱性，很好地体现了歌词的内涵，使得这首歌曲不但是一些歌唱家演出的保留节目，更是女高音中国声乐教材的重点作品之一。他还同李惟宁先生、钱仁康先生合作了数曲。遗憾的是，父亲的这一设想和探索，除在四十年代尚略有尝试外，以后就再也没有实践的机会了。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战争后，山河破碎，国难日亟，词学应向何处去？父亲在《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载《词学季刊》二卷二号，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文中发出了如下的呼吁：
“居今日而言词，其时代环境之恶劣，拟之南宋，殆有过之。吾辈将效枝上寒蝉，哀吟幽咽，以坐待清霜之欺迫乎？抑将凭广长舌，假微妙音，以写吾悲悯激壮之素怀，借以震发聋聩，一新耳目，而激起其向上之心乎？亡国哀思之音，如李后主之所为者，正今日少年稍稍读词者之所乐闻，而为关怀家国者之所甚惧也。言为心声，乐占世运。词在今日，不可歌而可诵，作懦夫之气，以挽颓波。固吾辈从事于倚声者所应尽之责任也。”
一九三六年，父亲自穗返沪后不久，应佛学大师宜黄欧阳竟无之邀，拟创办《夏声》月刊，思“联络各方同志，相与表章诗教，砥砺风节，昌明华夏学术，发挥胞与精神，期以中夏之正声，挽西山之斜日”。抗战军兴，大师随内学院迁四川江津，而父亲羁滞上海，《夏声》月刊终于未能问世。
现实残酷，世事无常，“八·一三”的炮火，中断了父亲前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