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龙沐勋，字榆生，堂兄弟辈排行第七，故自称龙七，一九四八年以后，又名元亮。在不同时期，父亲曾用杏花春雨楼、风雨龙吟室、忍寒庐、荒鸡警梦室、小五柳堂、葵倾室等自榜书斋，以抒发情怀，鞭策自己。生平爱竹，四十岁以后，并用“箨公”一名，晚年自号“无我头陀”。
一九〇二年农历三月十九日，父亲出生于江西省万载县株潭镇，这是群山环抱中的一块小盆地，田垅相错，松竹交翠，百姓务农为主，兼营爆竹和夏布小手工业作坊。祖父龙赓言，家境贫寒，勤奋读书，考中进士，在湖北钟祥、安徽桐城等地任过多年知县、州府，辛亥革命后回乡赋闲。
父亲五岁丧母，祖父不久续弦。童年时代的父亲，温饱学习无人关心，因而身体瘦弱，性情孤僻。十岁前，只在钟祥、随州念过一年多初小，在家乡读过一年蒙馆。一九一二年，祖父在祠堂里为龙氏子弟办起了一所类似私塾的集义小学。四、五十个同学，不分班，除教英、算另请一位先生外，国文和历史等都由祖父讲授。祖父教学相当严厉。每天叫学生们手抄古文以及《史记》列传、顾氏《方舆纪要总序》、《文选》、杜诗之类，
每个学生都整整抄了几厚本，抄了便读，直到背熟为止。另外，还要点读《通鉴》，每天下午由祖父逐一发问，有误谬的或解释不对的，立即纠正。每星期都要作文二篇，经祖父批改后发回誊清，再交出圈阅。就是这所简陋而严格的小学使父亲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他不再哀伤自己孤苦伶仃，从此同书本和纸笔结下了不解之缘。经过这一番严格训练，一年以后，父亲提起笔来，就可写出一篇一、二千字的很流畅的议论文。四年小学毕业时，父亲已能写骈文诗赋了。对这种小学教育，父亲的体会是“受益不浅”。他认为，一篇文章在抄、读、背的过程中，它的思想内容和文字结构，就能够深入脑际，这不仅锻炼了毅力和记忆力，而且熟能生巧，从而心手相应，意到笔随，这就为他后来不能升学、立志自学打下了基础。
父亲自尊心强，任事勇于负责。五岁丧母后就跟着祖父，在集义小学更是朝夕相处。祖父对父亲从不打骂，并且常向熟故夸奖父亲论文做事好，这使父亲更加努力；进步也更快。有时祖父因事不能来校授课，父亲就召集同学们围坐在一起，治起书来，背的背，讲的讲，俨然一个“小先生”，而同学们也心服口服。后来祖父索性要父亲帮着改文，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事实上做起助教来了。
偏僻的山村没有中学，不能升学，父亲只好把祖父身边的古书一再通读、精读。父亲有个堂兄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上学，父亲要他每年暑假返乡时把讲义带回，让父亲在假期中涉猎新学堂教授编的新教材。父亲特别醉心于黄季刚教授编写的《文字学》、《音韵学》、《文心雕龙札记》等讲义，不但用心细读，而且记笔记、写心得，连同自己写的文章，一并交堂兄带回北京，请黄先生指教。黄先生很赏识这个乡下伢子，为他批改作业，并加鼓励，还建议设法让父亲到北京大学去读书，可惜未能实现，因祖父无力承担学费，及不久后，黄先生也离京南下去担任武昌高等师范的教职了。不能上大学，父亲并不气馁，仍坚持自学的道路，他自己认为，他的学问基础是间接受到北大许多老教授影响的。
由于苦学加上生活没人照料，父亲得了严重的肺病和胃病。十六岁时，又迫于父命过早地成了亲，我的母亲陈淑兰，是九江城里的闺秀，幼年丧母，身世和父亲相仿。母亲上过初中，学过护士，下嫁到这偏僻落后的山村后，在悉心关照我父亲的同时，还含辛茹苦的养育了我们众多的子女。当父亲十七岁患有重病时，母亲关怀体贴，精心照料，使父亲闯过了鬼门关，父亲肺病告愈了，却留下了折磨他一生的胃溃疡。
一九二一年春，父亲大病初愈，大概受到北大新思潮的影响，他开始不安于做井底蛙了。他要求出去闯一闯。祖父给他凑了点路费，他就迳自到武昌去拜谒未见过面的黄季刚恩师。他住在黄家，一边到高师旁听黄先生讲课，一边为黄先生课子。父亲很满意这一段既学又教的生活，怎奈好景不长。武昌兵变，父亲随黄先生一家和高师的同学一起逃离武昌。跟黄先生小游苏扬后，他决心出外谋生。离别时，黄先生将亲自校点的一本《梦窗四稿》相赠。在黄先生身边四个月，父亲学到了一点老师造诣极深的声韵、文字、词章之学，同时也萌发了日后致力词学的念头。
一九二二年春，父亲送母亲和一女一子回九江娘家小住后，向岳父借了点盘缠，来到了上海，寄住在同乡开设的夏布行里。上海滩上那形形色色令人痛心的次殖民地备受凌辱的情景，激发了父亲立志教育的信念。他认为只有教出一批爱国爱民的有用人才，方能拯救中国。不久，父亲向小报投稿，被同乡郭一岑发现，就介绍他到神州女校教小学六年级语文。父亲初次上讲台是颇不顺利的，不几天就因学生听不懂他的江西方言而只好辞职。在上海徘徊了一段时间，父亲只好折回武昌，求助于黄先生。黄先生立即留父亲住下，并且安慰父亲说：“我给你找个中学教教。”不久，父亲就应聘到私立中华大学附中教语文。
这所学校设在一座古庙里，纸糊木槅门窗，地面高高低低，讲台是用几条木板临时拼搭的。为了上课方便，父亲搬到一所小公寓去住，屋子仅容一床一桌，一板之隔住的老爷学生，晚上回来后，胡琴麻将之声杂然并作，一直闹到半夜。穷秋九月，瑟瑟酸风从纸窗破囱不断吹进，父亲的身体素来单薄，就有些抵挡不住，但他相信精神能够克服一切，管他喧闹、寒风，他独对一盏煤油灯，批校两本石印本《昭明文选》。这是父亲第一年正式教书的纪念品，常常带在身边。
秋去冬来，岁末临近，父亲便到九江接母亲及儿女后赶回家乡，与家人团聚度岁。到家不几天，突然接到黄门四大金刚之一张馥哉来电，要他到厦门的集美中学去代课。他就在大年初三，冒着鹅毛大雪，辞别老父妻儿，经两天崎岖山路，到达萍乡，再转武昌，经上海，换海轮南下，抵达厦门。
一个身穿蓝布大褂，头发松乱、骨瘦如柴的小个子，被领进了当时已很现代化的集美中学。教务主任一见父亲那副寒酸相，就向人抱怨张馥哉先生跟他过不去，不负责任。为此，他经常到课室外去听父亲讲课，还到父亲的房里去翻查父亲改过的学生作文。经过一番考察，他直截了当地对父亲说：“馥哉到底是个负责任够朋友的人……我看了你改的作文，才相信你是个有真实本领的人！”所以代课不久，父亲就被聘为正式教师，教高三国文。在与集美中学教务主任和侨生们的接触中，父亲体会到，要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单靠自己读的一点古书是不够的。于是，他就充分利用教学的余暇和藏书颇丰的图书馆，广泛阅读各类图书，以丰富学识，扩展视野。他还向侨生了解华侨父老漂泊异国艰苦创业的故事，以此结合祖国悠久的文化和光荣传统，来激励华侨子弟努力学习，将来好为祖国增光。
在集美四年半，父亲的眼界开阔起来。他感到教好侨生是他的责任，同时也奠定了他以教育作为终生事业的信念。他在《忍寒居士自述》中写道：“予不慕荣利，愿终身从事于教育事业，且恒以学生自居焉。”（载《艺文杂志》第一卷第五期，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经常以此自勉。
父亲听升学厦大的同学说，该校中文系主任陈石遗先生，曾任北大教授，又是诗坛老将，就把自己作的诗请他转呈石遗老人指正，并请他引见。石遗老人认为父亲的绝句，近似宋人杨诚斋，甚喜父亲的好学。从此，父亲就成了陈府的座上客，老少唱和，论诗的文字就有厚厚的一本，可惜后来我家从广州北返途经香港时，被海关人员扔进了大海。
一九二八年秋，父亲经石遗先生推荐，应聘为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的讲师。于是我们一家，在集美和厦大同学的欢送下，依依惜别了这海山雄秀的厦门，这有“集天下之美”之称的山城，乘桴北返，去迎接为华侨教育而有意献身的新任务。
号称华侨最高学府的暨大，素以踢足球闻名，常常是球员一声令下，学生们会自动停课，聚集球场。一批老教授对此已司空见惯，安之若素，只有父亲，不管风晴雨雪，停课不停讲，只要教室里还有一兵一卒，他仍要源源不断地讲下去。父亲这样的笨干，感动了班上的学生，在全校自动停课的时间，居然一个个自动地来听讲了。
父亲教学认真，爱护学生又胜过自己的儿女，很快就赢得学生的爱戴。有些非中文系的同学，如章石承、孙大珂、陈大法等，从外系转来中文系；还有从外校转学来的，如朱居易、任睦宇等。一年后，父亲升为教授，四年后接任系主任，讲授《唐宋诗说概论》、《词选》、《词史》、《名家词》等。他以严于律己的作风，引导学生发奋读书。据章石承先生回忆：“榆师患胃病甚重，讲课时常走出教室，呕吐胃酸、白沫，吐毕，复回教室继续讲课，非万不得已不请假。”他还用自己节省的钱买来大量专业书刊，并向同事同学商借藏书，组成内容丰富的研究室，便于中文系同学阅读。他本人几乎每晚都要到研究室去，与同学探讨一些学习上的问题。虽然这样做，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会有相当的影响，但父亲认为既任其职，就该先公后私，一往无悔，才得心安。父亲还组织了读书会。父亲感觉到上海一些大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原因，是缺少一个“读”字。父亲以为，思想感情是文章之本，要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所以必得把古人模范的代表作品拿来，读个烂熟，才能把他人的思想感情和语言文字融成一体，然后蕴藏在本人的心胸中，又把他人和自己融成一体，这样才会心手相应，笔随意转，做出条达晓畅的文章来。据任睦宇先生回忆：“榆生先生每日清晨领导诸生朗读篇什，激励研讨精神，鼓励民族气节，一时蔚然成风，校中其他院系同学都纷纷前来参加，足见感人之深；先生也深为喜慰，曾合留影像，亲笔题为《岁寒吟侣图》。”曾有一次，父亲受寒病倒，坚持按时来到研究室，学生们深受感动，说：“先生不必太辛苦了，我们会自动地去读。”他们读过以后，就结队来我家问病，仿佛自家骨肉一般。父亲在担任中文系主任期间，经常邀请一些学术界的名流学者和诗人词人，如陈石遗、易大厂、黄公渚、卢冀野、曹聚仁等，到系里来讲学。这样，同学们既陶冶了情操，也提高了诗词的欣赏和写作能力。
三十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风云变幻，国家危难，书生气十足的父亲，空有满腔热情，难以实现他“读书救国”的心愿，他只能在黑板上书写陆游、辛弃疾等的诗句，来表达自己当时的心境。他请欧阳竟无大师书写岳飞《满江红》词挂在研究室的墙上，以激励同学；他用赠学生的词，来抒发自己的情怀和寄托于学生的希望。任睦宇先生就把父亲赠他的《朝中措》牢记在心：“眼中人物费衡量，忧患可能忘。稍喜能持大节，相期共挽颓阳。鹅湖在望，缅怀辛陆，长耿心光。直恁高歌何事，此身合系兴亡。”
从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五年，我们全家住在上海近郊真如的暨南新村。父亲原打算把这小镇当作第二故乡，他不遗余力地投身教育事业，但遗憾的是，当时黄埔系和CC派在暨南的争夺战干扰了他“读书救国”的信念，终于发展到，为了拒绝参加国民党而毅然离开了这堪恋的江南小镇，离别了暨南和音专这两处本愿以终生相托的教育阵地，带着自己的九口之家和几十箱书，买棹南下。一阕《水调歌头》，道出了父亲当时的心情：
“孤客向南去，抗首发高歌。无端别泪轻堕，斯意竟如何。七载亲栽桃李，风雨鸡鸣不已，长冀挽颓波。壮志困污渎，短翼避虞罗。 迳行矣，情转侧，岁蹉跎。平生所学何事，莫放等闲过。胞与须常在抱，饱雪经霜更好，松柏挺寒柯。肝胆早相示，后夜渺山河。——留别沪上及门诸子”
南下向何方？这得从不匮室主人胡展堂谈起。胡自汤山被蒋幽禁后，幽忧愤懑，常以诗排遣。胡喜用叠韵，跟他唱和最多的是如皋冒鹤亭以及他落拓不羁的老友鹤山易大厂。父亲自从在音乐院为易代课相识后，踪迹日密，易长于父亲近三十岁，遂成忘年之交。易常把他跟冒、胡唱和的诗稿给父亲看，有一次并拉父亲同作，不料竟“气求声应”起来，不到七八天，就接到胡的和作，这是一九三三年初秋的事，此后就不断有篇什往还。一九三五年春节，父亲的诗笺刚刚付邮，胡诗也恰恰寄到，仿佛“相印以心”似的。痴情的父亲，不免有了“知音”之感。胡看了父亲在《词学季刊》上的论文，立即寄来一首五古，诗的后半道“词派辟西江，感深兴废事。照天腾渊才，奔走呼号意。乐苑耿传灯，岂夺常州帜。迈往是救亡，斯言可终味。”与此同时，鹤翁转达胡相邀促父亲南游的电报也到了。这年暑假前，广州中山大学寄来了聘书，邹海滨校长又再三托陈斠玄来劝驾，说胡先生希望父亲去把中文系办好。胡于六月初赴欧洲养病，在邮船上还不断有诗寄来。胡这样热情，父亲怎能不动心呢？
一九三五年秋，我们全家来到广州，父亲任中山大学教授，兼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和文科研究所语言文学部主任，并在广州勷勤学院兼课。不断新建的校园，师生融洽的关系，使父亲从上海带来的信念又炽烈地燃烧起来。
一九三六年春节前不久，胡因得蒋“共赴国难”电劝，扶病回到香港。父亲于除夕前一天坐火车由穗赴港。除夕早上，两人第一次见面，谈了两小时，父亲又匆匆回到广州。第二天香港一家最著名的小报《探海灯》上登了一条消息说：“胡先生返国以来，一批批的要人去拜会他，至多不过接谈几十分钟，不晓得昨天来了一位穿蓝布长衫的什么人物，居然谈了那么长时间呢？”后来胡回到广州，父亲又去谈过几次，也有不少诗词唱和。父亲有一首“赋呈不匮，兼示大厂”的《贺新郎》是这样写的：“梦逐寒潮去。望中原、重遮岭树，静临江渚。将帅何人思宗泽，岸上不闻呼渡。渐报得、边烽几处。我欲为公罗豪俊，待他年、好击平蕃鼓。要起趁，荒鸡舞。 蓬莱此去无多路。试评量、衣冠上国，肯为奴虏。似血红棉擎高干，斯意凭谁共语。细领略、异方风土。白下敧眠时难更，问诗人、果合南迁否。（香宋老人寄予广州诗，有‘从古诗人过岭南’之句。）憎短翅，阻冲举。”胡赠诗有云：“君如静女姝，十年贞不字”，深契得父亲的心。胡为父亲题《受砚图》，有“常爱古人尊所学，更为后辈广其途”的精警句子。在去世前几天，胡还有一首和父亲“泛荔枝湾，赏红棉，访昌华故苑”的词。胡下世时，父亲哭以三首五古，开篇就是“我本为公来，公去我何之”这么伤痛的十个字。
父亲痛失知己，水土也有些不适，胃病大发，加上突发“西南事变”，谣传广州准备巷战，终于不得不举家仓促北返。
父亲多年负担祖父一家和我们众多兄弟姐妹的生活，又爱买书，喜欢接济有困难的同学，再加上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往返沪穗的旅费。重返上海时，已濒山穷水尽。收入减少了，母亲陪嫁的一点首饰贴补完了，接着就靠借贷来撑持。从一九三六年秋到一九四○年春，父亲先后任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国文诗歌教员、苏州章氏国学讲习所讲师、上海复旦大学兼任教授、暨南附中国文教员、光华大学专任教授和上海太炎文学院教授兼国学专科主任。他以羸弱之躯，奔疲于数校之间，每周授课达三十二、三小时，劳累过度，胃病频发，形影销铄，仍难维持八个未成年儿女和老伴的生活，父亲的心痛楚焦虑。
早在一九三二年《彊村遗书》付梓之际，双照楼主人汪兆铭以彊村在广东任学政时的门生，列为资助人之一，遂与父亲相识。书成寄汪，扉页上父亲题了《减字木兰花》二首，词云：“平生风义，忍见萧条人换世。文字因缘，将取骚心到者边。 高歌老矣，岭表少年天下士。相忘江湖，旧梦迢迢泪眼枯。”“哀时词赋，怒发冲冠宁有补。惆怅凭阑，烟柳斜阳带醉看。 谢公再起，知为苍生霖雨计。直北关山，魂梦飞扬路险难。”一九三四年，父亲在春假期间游南京，汪曾找他和一位爱好文艺的朋友去吃饭，以后有书信往来，谈谈诗词。一九三六年春，汪有信给父亲，告以将出国疗养，井殷殷以三百年来词选为询。
一九四○年初春，汪正客上海，一天遣秘书来邀见，对父亲贫病交迫的困境表示关切，三月初，又遣秘书问父亲肯不肯到南京去任职。父亲表示：“我是一个无用的书生，只希望有个比较安定的地方，搞点教育事业。”三月二十九日，“国府还都”，立法委员的名单上出现了父亲的名字。当时环境险恶，上海租界里已不能再留。经十多天痛苦的犹豫彷徨，四月中，在一夜痛哭后，父亲挥泪扶病到了南京。
在父亲当时的认识中，双照楼主人青年时有庚戌义举，他新做的诗词，内心也是很痛苦的，汪还曾有“为苍生请命，为千古词人吐气”之语，难道他真正是为了救国救民而甘愿自己出来受罪？但到了南京“所见所闻，触目惊心，悲恨交集。 ……那里谈得上争回权利，拯救人民？”父亲就写信给汪，提了一些改进的希望，希望他多找点好人，培植若干比较有良心的干部。可是汪未置可否，只是隔一两个月，请吃顿饭，谈谈诗词。此后，函札往还，读艺甚多，积高尺许。一九四四年初，汪于病榻作书云：“榆生先生惠鉴：手书敬悉。弟割症创口已完全平复。惟旬日以来，感冒风寒，热度忽高忽低。予创口以恶影响，疼痛不止。竟至不能起坐。久稽晤教，至歉于心。先生与昌祖交谊甚笃，为中大为朋友，乞和衷协力，以期改进。《同声》收到，谢谢！百物腾贵，自本月起酌增至万元。祈查收。枕上作书，潦草不堪，祈宽宥为幸。此上敬请文安。兆铭顿首。一月三十一日”。自此以后，汪病势日剧，遂绝嗣音。一九五○年乙丑除夕父亲有“金陵和白石除夜归苕溪韵”七绝六首，其第一首云：“午霁钟山雪未消，南朝旧梦去迢迢。水仙梅蕊俱萧瑟，谁播幽香过野桥。”第三句夹注：辛巳除夕，初客金陵，双照楼主夜半赠诗，有“梅花如故人”之句。汪赠诗原文为次：“榆生先生惠鉴：顷得小诗为左：‘梅花为故人，间岁辄一来。来时披素心，雪月同皑皑。水仙性狷洁，亦傍南枝开。忍寒故相待，岂意春风回。’前作菊花诗用忍寒二字，今又用之，未知可为忍寒词人添一故实否？除夕相念，书此以博笑。敬请大安。兆铭再拜。辛巳除夕灯下。”我理解父亲当时去南京的种种复杂心情。
父亲羁旅白下，情怀郁抑，正好“中央大学复校”，父亲也参加筹备工作，他就以全部心力投身其中。他与当时负责保管金陵大学校产的陈嵘先生（已故林业研究所所长）合作，将该校全部校产、图书及设备转移给中央大学，避免了日本侵略者的霸占。一九四〇年夏到一九四五年夏，父亲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授五年、文学院院长二年，讲授《词学概论》、《中国文学史》等。一九四三年秋到一九四五年秋，在他任南京文物保管委员会博物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维护和保管了一些文物，免遭外运和损失。不过他主要的精力，还是用在处理中央大学的校务，因为他始终认为，培养好年青一代，才能救中国于危亡。除了一心一意搞好课堂上的教学外，父亲还经常“于深宵昧旦，踏月凌霜，独往学生宿舍，以微言相激发。”从当时父亲写的一首七绝中，可以约略体味他的苦心。
夜归一九四四年，若水回忆藏梦层楼倚睡岑，钟山不语夜沉沉；谁知磊落如丸月，却是苍茫万里心。
父亲是个读古书的人，信奉“士为知己者死”的古训，他不懂政治，不想参与政治，更无意仕途。然而，在那风云激荡的年月，各种政治力量都在不断地冲击着他。
一九四二年冬，在上海念初三的我，因病转学回南京。一天，我走进父亲书房，见父亲正在翻阅两本油印小册子，见到进来的是我，父亲微微一笑，拿起小册子，有点神秘地低声对我说：“新四军那边来的，别讲出去。”当时我并未在意，直到七十年代末，原南京中央大学黄永年同学（现任陕西师大历史学教授）来信谈起，一九五二年父亲主持上海博物馆资料室工作时曾告诉他，抗战胜利前，父亲通过一名地下党员同学跟新四军取得联系，陈毅同志指示做郝鹏举的工作，策动郝部起义。我才恍然联想到，当年父亲不仅仅是看“小册子”而已。
由于跟汪的关系，父亲结识了当时一些军政要员，郝就是其中的一个。父亲跟郝相识于一九四三年端午后一日，曾赠以长诗，诗中有云：“烟尘莽莽正愁绝，眼底几人秉忠烈。自听陈八说威名，未见将军已心折。昨来把臂倾肝胆，飒爽英姿果人杰。”又云：“将军智勇实兼具，立谈使我肺肠热”，“剥复之机料不远，长歌相赠情转切”。不久郝就离开南京，出任苏淮特区行政长官及第五方面军司令，父亲有《水调歌头》诗送行。词中上片云：“谁云天限南北，击楫渡淮流。戏马台前临眺，霸气消沉未久，待子补金瓯。”下片有云：“天下事，几青眼，与吾谋。平生为感知遇，所愿得分忧。淬砺江东子弟，相率中原豪杰，风雨共绸缪。”从诗词中可以看出，父亲当时有心与郝结交，并勉以忠义，为后来策反打基础。郝还提供经费，由父亲主编一种以青年为主要对象的综合性刊物《求是》月刊，既扩大了影响，又起了一定的掩护作用。
一九四三年暑假，父亲携长女顺宜以访友为名赴北平，下榻于周知堂（作人）老人寓所。此行的真正目的是跟友人张东荪先生会晤，商谈策反郝的事，父亲先讲了郝的情况：郝原是胡宗南部下的一名师长，因胡拐夺了他的爱妻，郝冲冠一怒，率部弃胡投汪，并得汪的重用。郝部二万，装备精良，不久可扩编达三万之众，实力相当可观，而且驻扎在史称“四战之地”的徐州，就更显举足轻重。当时日寇败局已日趋明显，郝自然要及早预谋出路，由于“夺妻”之恨，无颜重返胡麾下，因而想在时局变化时别树一帜，投靠民主政团同盟，云云。当时跟张的会谈十分隐秘，座中三人之一是民主政团同盟成员许宝骙先生，张许二人认为，民主政团同盟不搞武装，无力保证郝的安全。不如劝郝再向前多走一步，到时起义，投靠中共武装力量。最后父亲表示，自己已做好了打底子的工作，须换个生人作为民主政团同盟的代表跟郝进一步洽谈，才更能引起郝的重视和信赖。于是决定由许出马，事先由父亲通知郝。不久许跟郝谈后，就另派民主政团同盟成员张云川先生具体负责郝与中共方面的联系，父亲则转为另一线了解、联系和促进。一九四五年春，父亲以游北平为名，单身北上，途中，借口车太挤，支持不住，于徐州下车，住友人张次溪家，休息后继续北上。实际上，父亲这是为了与郝谈起义的事。回来后，父亲写了一篇题为《岁暮北游事日记》的文章，载于《求是》一卷八号，为中途下车打掩护。这次谈后，直接联络郝的任务就由党派人进行了。一九四五年日寇宣布投降后，郝果真起义，投向共产党，但不久后，蒋遣人买通郝的小老婆，以高官俸禄相诱，郝重又叛变，并杀害了派驻郝部的党代表，最后郝被陈毅将军指挥的野战军消灭。
这段历史，父亲从未对家人谈及，解放后我们也只很简约地知道一点。直到一九八一年，当年参与此事的许宝骙先生在《北京晚报》上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一幕军事活动》的文章，深情回顾了当年和我父亲一起策反郝的壮举：“……屈指数来，五个主要当事人（包括郝鹏举）之中，只有我是仅存的了。叹逝思旧，情难自已，而在这一幕中给我留得印象最深的则是榆生同志。……我和他倾盖相交，一见如故，当时都是书生年少，真还有点湖海豪气。解放以后，我又到上海，再去访他。谈起前事，他深深致憾于旧友郝腾霄之不能始终其德，言下有一种废然而叹的神情，我当时也不禁为之黯然。自此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他了。我总想着，象榆生这样一名骚人词客，在政治上竟又是这样大有深心，这大概是我国士大夫传统的习性，亦可见民族意识入人之深。”宝骙先生写完该文，正巧得见东荪先生和我父亲一九六五年悼念云川的七律，都咏及当年淮海策反的事，宝骙先生低回讽诵，不能无感于怀，因而也赋七律一首追和，三诗云：
十年未敢望停云，一夕骑鲸掩泪闻。淮海苍波风过静，江湖豪气梦思存。佩归天上还何憾，电抹人间岂待论。悲起无方枯坐里，更堪旧雨落缤纷。东荪间关几度指彤云，乱后谁能纪旧闻。雪满长淮随梦去，蓬飘短鬓匪思存。南冠憔悴终相解，北阙沉埋忍更论。怅望幽州台上月，花林如霰落纷纷。榆生风涛历尽化烟云，后死余生纪旧闻。成败荣枯人易逝，文章事业史长存。世间寥落伤孤忆，地下相逢喜共论。永夜青灯呵冰笔，书成题罢泪纷纷。宝睽
在许文中又谈到，当年赴徐州与郝洽谈后继续南下，与父亲重晤，谈了事情的经过，两人相与拊掌而笑。父亲当时又说：“在江西方面还有一笔更大的生意，正在接洽之中，等待时机成熟，还要找他商量。”江西方面的更大生意所指为何？现在不可得知，但我不由得想起了父亲结识的另一军政要员刘夷，刘定一。刘是江西人，黄埔军校出身，徐向前元帅的同学，抗战初期为江阴要塞守将，父亲到南京后与他相识时，他已是汪的警卫旅长了。父亲于一九四〇年有《水调歌头》词赠刘，两人过从甚密。日寇投降时，刘潜往江北，解放后重返南京时，刘的年轻妻子已另觅高枝。刘告诉父亲自称高级军事学院拟聘他为教员，他推辞了，带着年仅几岁的女儿，落户江宁县农村，养鸡放羊为生。一九五六年父亲见到毛主席后，很快就告诉了他，让他分享这一份快乐。一九六五年，刘自江宁乡间来上海，留住父亲书斋六天，倾谈特契，父亲赋《南乡子》赠别，词中有“堪恨相逢迟廿载，悠悠，才上征途事已休”之句。父亲平时总把看过的《人民日报》寄给刘，助他学习。父亲去世后，我继续寄《人民日报》给刘。想不到此事却引出一段小小的插曲。一天，由两人组成的一个专案小组，千里迢迢，从江宁县来到了遥远的东北，对我进行了场闪电审问。“认识刘夷吗？”“是的，他是我父亲的好友。”“你父亲的朋友，你为何跟他来往？你父亲借助寄《人民日报》与刘搞特务活动，现在由你继承下来了，这很顺理成章吗？”“我是因搜集父亲诗词遗稿才跟刘联系上的，因而知道了寄《人民日报》的事，我认为这有助于刘学习，很好，所以我主动继续寄了。”接着我把刘的几封来信交给他们，闪电审问即告暂停。想不到我喜保存信件的习惯让我少费不少口舌。第二天，始终在场观察的支部书记把信还给了我。当然，专案小组很遗憾地空手而回了。后来才知道刘受冲击，在采石场打石块。四人帮垮台后，刘任江宁县政协委员。从这一系列事情看，所谓“江西方面还有一笔更大的生意”很可能是刘在进行着。
在解放后的一次闲谈中，父亲对我说，日寇投降时，他曾建议陈公博跟新四军取得联系，可惜未被采纳。一九五八年，父亲看望一位故人后写了一首七绝：“江城重见老冰如，往事寻思泪眼枯。只为残棋差一着，秣陵烟树总模糊。”我想应该指的是这件事。
父亲是个词人，知苏辛之不易学，由其性情、襟抱、学问，蕴蓄之久，自然流露。父亲自谓此境诚非他可能梦见，然常读二家之作，觉逸怀浩气，恒缭绕于心胸，薰染既深，益以砥砺节操，培植根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他《预告诸儿女》的遗嘱中提到“每欲效辛弃疾之所为，挥戈奋起，隐忍谋画”，应指上述数事，是有其思想渊源的。
抗战胜利后，南京中大同学为抗拒国民党还都后的甄别考试，掀起了学潮，父亲爱护关心学生，素为人知，于是就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八日，被国民党教育部以了解学潮为由“请”走，囚禁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当局反常的逮捕，使父亲惴惴不安，担心“彭城”事发。铁窗的阴冷、妻子的穷愁、儿女的失学，折磨和摧残着羸弱多病的父亲。然而，在黑暗中，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乙酉岁阑的一个雪夜，父亲有感于旧政协召开，写了题为“金陵大雪中作”的《沁园春》一阕，结句云：“银山涌，爱软红光里，霁色明朝。”表达了他对光明未来的憧憬。
一九四六年三月，父亲被移禁苏州狮子口监狱。因胃溃疡严重，饮食不便，医疗也成问题，父亲在狱中几濒绝境。众多的旧友和弟子从不同渠道多方营救。一天，一位青年女子前来探监，她名叫“琦君”，是夏承焘先生在之江大学任教时的学生。父亲与夏的交往，始于一九二九年十月，那时夏在浙江严州中学任教，已着手《唐宋词人年谱》的工作，父亲当时也正开始研究词学，就写信给夏，愿为师友之交，以获切磋之益。自此函札往来，有神交共学之乐。一九三○年，夏任教杭州之江大学，每返温州省亲，必取道上海，往真如暨南新村，与父亲相晤，各以所得相咨质。平日邮简往还，至为频密，彼此之间不仅探讨词学，商榷述作，亦且砥砺志行，时有直谏之言，遂成莫逆。一九三三年，父亲主编《词学季刊》，每期以父亲词论为其首，夏之《词人年谱》继其后，自始至终，几成定稿。“八·一三”抗战爆发，杭州之江大学迁上海，有一段时间，夏奔母丧回故乡，父亲为他代课，“琦君”就在这班上。一九四○年父亲去南京后曾函告夏，夏得此告别书，为不寐者数日，父亲闻后感成《金缕曲》一阕：“此意那堪说。数平生、几人知己，经年契阔。揽镜添来星星鬓，忍向神州涕雪。算咽痕、须拼一决。伫苦停辛缘何事，奈虚名、误我情难绝。肝共胆，为君热。 故人自励冰霜节。问年来、栖迟海澨，梦余梁月。几度悲歌中宵起，和我鹃声凄切。诉不尽、口衔碑阙。填海冤禽相将去，愿寒涛、化作心头血。休更惜，唾壶缺。”一九五三年中秋风雨中，夏自杭北游过沪，特至上海博物馆相访，父亲赋七律一首相赠，诗云：“最难风雨故人来，佳节匆匆罢举杯。九死艰虞留我在，十年怀抱为君开。照人肝胆情如昨，顾影芳华去不回。今夕霸王台下过，倘从云外一低徊。”而夏也以《临江仙》一首作答，词云：“天外何人传尺素，高空一片云罗。霸王台下旧经过。犹能歌慷慨，且忍泪滂沱。 三十三年谁健在，只余泰岱嵯峨。嬴颠刘蹶此山河。长风吹不断，推枕听农歌。”嗣后，两人就未再有见面的机会了。
抗战胜利后，“琦君”在苏州高等法院工作，受夏函托，来探望父亲。“琦君”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见到龙老师时，他竟骨瘦如柴，双目深陷，无复当年青衫飘逸神情。劫后意外重逢，师生双手紧握，感触万千。他看着我带去的美国货奶粉说：‘你真是雪中送炭了，上海一别，没想到会在狱中相见。’我期期艾艾地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他的错，还是现实的残酷，世事的无常呢？沉默了半晌，他低声说：‘我的八条小龙都无恙且已长大，只是辛苦了内人。因我胃溃疡严重，狱中饮食医疗均成问题，蝼蚁余生，不知尚能撑持多少时日。’我凄然无语。归途中，内心萌生一个傻念头，我能不能以龙老师弟子的身份，代他上书，向层峰申请，逾格恩准他保外就医呢？我即将这意念禀告了高院院长，他是位慈悲而且爱才的长者，竟一口答应由龙老师本人陈情，我作担保，试向司法行政部申请。我喜出望外，立刻函告夏老师，他的欣喜自不可言喻。”
不数月，司法部批准父亲保外就医，这时已是一九四八年的春天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九年十月，父亲应张元济先生之邀，参加修订《辞源》的编审工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父亲见到了倾慕已久的陈毅将军。不久，在陈毅市长的关怀下，父亲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岗位。十一月十六日，父亲应聘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纂，一九五○年秋冬间，改任研究员。
父亲懂得，要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必须努力改造自己，他用心学习毛泽东著作，在给子女的信中，经常提到想做个共产党员的愿望。一九五六年二月，父亲被邀列席政协全国会议，并得与毛主席在宴会上同桌欢叙，这一意愿更受到了鼓舞。
不久，父亲就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同年秋，应聘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父亲重登讲坛，再为培养青年学子贡献力量，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感激，他期望着能用他毕生从事的词学研究，在百花齐放的歌词创作中发放异彩。遗憾的是，一年多以后，他就受到反右扩大化的波及，戴上了帽子，他再一次受到无情风雨的摧残。自解放以来，父亲在家信里不断提到的是他对党的衷心感激，他为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的欢呼，他下定决心要跟党走，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现在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在人的尊严完全扫地的时刻，他曾有过彻底解脱的念头，但是词学后继乏人的现实，提醒他还有未尽完的义务，他才没有在风暴中倒下去。
降职减薪，政治上的冷眼，都不能消减他加紧改造自己的愿望和决心。年近花甲，弱不禁风，他还下乡参加劳动。一九六一年五至九月，父亲到嘉定外冈社会主义学院学习近四个半月，他心中充满了对改造自己的美好憧憬和希望得到脱胎换骨的强烈愿望。同年国庆前二夕，父亲摘帽。但他不再有过去那样的发言权，只能闭门造车，再拟定培养古典文学接班人的计划，“画饼充饥”而已。
一九六二年，父亲为上海戏剧学院创作研究班开设《词学十讲》讲座，他重温了昔日融洽的师生之谊。班上有位同学叫吴兆芬，一天写了一首《鹧鸪天》，题曰：“词学老师年逾花甲，为我班批改作业，常至深夜三点。此情此景，殊为感激，作鹧鸪天一首，以表寸心。”词云：“初试东风第一枝，青灯白发缀新词。几回搔首仍含笑，击节声中玉漏迟。 情切切，意孜孜，一声一字费三思。叩窗寒雨催眠急，不识师情比你痴。”父亲阅后，深感“击节声中玉漏迟”之句，次韵一首。词云：“开遍东风桃李枝，惯将青眼注妍词。闻鸡起舞心犹壮，待漏传衣意未迟。 怀落落，兴孜孜，晴虹千丈护期思。孤飞老鹤听鸣凤，报答朝阳望岂痴。”后注云“‘传衣’用禅宗六祖事。稼轩‘再到期思卜筑’《沁园春》词有‘千丈晴虹’之句，期思池，在江西。”五月的一天，班上同学为父亲设高座，以示尊敬，父亲“惶愧不敢当，遂自撤去”，并感赋《小重山》一阕：“桃李阴浓一径微。看看朱实满，敞柴扉。十年树木定成围。东风好，世界总芳菲。 信得愿无违。灵光惭鲁殿，笑巍巍。壮怀同逐晓云飞。殷勤意，寸草报春晖。”在词的后注中，父亲写道：“生我者父母，教育培养我、使我暮年能鞠躬尽瘁、致力于文化事业以图光大发扬民族遗产者，共产党与毛主席之恩也，故结句及之。”
正当父亲心中再次点燃希望之火时，致命的疾病已悄悄地向他袭来。一九六四年春，父亲因病入院，确诊为心肌梗塞。上音贺绿汀院长照顾父亲在家休息，但父亲并未停止工作。他一面在家里为青年教师讲授诗词，一面抓紧将一九五九年所写的《音韵学》讲义增订成一本内容丰富的《汉语声律学》，已写三万余字的《词学概论》也准备继续完成。父亲在一九六四年预留的遗嘱中曾写道：“自信能更活一、二十年，为人民文教事业续图贡献。”他确实感到还有好多工作需要去做，他想争取时间，谁能料到，更大的打击又降临到他的身上。
一九六六年秋末，父亲因甲状腺瘤再次手术治疗，效果良好，出院的前一天，母亲不得不将抄家的事相告。父亲的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当晚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生最后的几个字：“四日晴，妻来云，一日夜，书物扫数归公。大是好事。金、汤来。有温度七分，……”五日开始，父亲肺炎复发，高烧昏迷不醒。当我接到电报于十七日从东北赶回上海时，华东医院正发出第二次病危通知。我守护在病榻旁，心情沉重。在弥留前的片刻清醒之际，父亲认出了我，执手凄然，随即殷殷垂询陈毅副总理情况。傍晚父亲安然入睡。我们方庆父亲病情似见好转，谁知次日凌晨，因并发心肌梗塞，父亲带着造反派阴冷的眼光，带着对老伴和儿女们的无限眷恋，带着对陈总的永恒感念，竟阖然长逝，跟我们永别了。
往事历历，重袭心头。
那是战火连天的一九四○年冬，黄桥决战大捷后，苏北成立了“联抗”。陈总戎马倥偬，却还惦着向当时曲塘郊区一所中学的校长章石承先生打听父亲的下落，并委托石承先生设法联系父亲，要将父亲十口之家迁来“联抗”区。很遗憾，人去楼空，事与愿违。
父亲羁旅白下，倾全部心力于中央大学的教学工作，辛勤培育着青年学子。光阴荏苒，不觉又是二度春秋。从一九四三年起，父亲通过地下党员学生与新四军取得联系，按陈总指示，数度亲自往返南京、徐州、北平之间，秘密地做着策反郝鹏举的工作。在一次归途中，父亲曾拟间道苏北，一谒陈总，因突发肺炎折返，未酬此愿。直到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十一月，父亲才见到了倾慕已久的陈总。见面第一句话，陈总就说：“前在苏北，传说你已被蒋杀掉，不胜惋叹呢！”接着，又谈起了郝的事，陈总问：“当时如你在郝军中，能否阻止郝叛变？”父亲沉吟片刻道：“那也不一定，弄得不好，我也会给郝杀掉。”不久，陈总就安排父亲到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并嘱文管会领导多多照顾父亲的病体，还给父亲安排了适当的著述时间。一九五四年，陈总又转托博物馆嘱父亲专精著述，不必随例上班。陈总还非常关心父亲的家庭生活。一九五三年我大妹新宜意外亡故，父亲有长诗一首，记“三月二十一日陈仲弘将军过文物管理委员会见访，慰其亡女之戚”的事。接着又有《水调歌头》四首，记“一九五三年春仲弘将军枉访，转达毛主席关怀盛意”的事。一九五五年父亲有《满庭芳》记述“三月一日陈副总理过上海博物馆观画，因约畅谈”的事。接着，父亲将数年来新作诗词几十首，寄陈副总理转呈毛主席。
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父亲以特邀人士列席全国政协大会，当晚在怀仁堂终于见到了钦慕已久、心悦诚服的毛主席，宴会时并同席欢叙。二月七日，仲弘元帅招作夜谈，父亲有《摸鱼儿》纪此，词中有“灯前接席成清话，诉尽平生心事”之句，仲弘元帅听了父亲坎坷的经历，叹道“君果命运多舛”。回沪不久，父亲就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并应上海音乐学院之聘，重登中断十一年的讲坛。这都是陈总有意安排的。
一九五六年三月三日父亲给我的信中写道：“陈对我是全当做自家人，昨天又有来信，把联络团结各种旧高级知识分子的重任相委托。”同年，陈总来书，有“几生修得到梅花”之语，父亲以《定风波》小词回敬。七月三十一日，仲弘元帅来沪；招父亲同陈丕显、刘述周、盛丕华、曹荻秋四君对酌，父亲有长诗纪盛。
父亲心中充满了无限感激。然而好景不长，不过一年多，风云突变，父亲也遭到了不可想象的厄运，幸得陈总愤起执言，才只降薪保留教授，免被一撸到底。后来父亲摘帽后，陈总有一次见到上海音乐学院葛朝祉教授，还问起龙先生的工资恢复了没有？
门庭冷落，而陈总对父亲的关怀依旧。他委托上海市委统战部一位负责同志经常照顾父亲，过沪时还曾悄悄赠词，使父亲增添了度过这段痛苦日子的勇气和信心。据一九六四年以后向父亲问词的“江枫”回忆，有一次见到我父亲的情景：“他还将陈毅同志来沪时悄悄赠他的词，悄悄地给我看。一面呷着碧螺春茶，不住地颌首微笑，带着无限欣赏又欣慰的神情。”可惜这赠词遗失于十年动乱之中，无缘得见了。
父亲去世后，我在劫余的遗物中找到了陈总的几封信。其一云：“榆生先生道鉴：屡接来书及所寄佳作，均未即作复，无他故，困于病，想能原谅我也，现病略有起色，能扶杖外游，医生准其观书报二小时，故我又将来信及诗词再诵一次，甚佩勇于解放作新的试验，希望有新作见惠也。另外我向你提两点意见以供切磋……病后不能执笔，每天写几句，三天写完此信。致敬礼。 弟陈毅顿首 四月廿六日”
展诵此信，读到“病后不能执笔，每天写几句，三天写完此信”时，一位日理万机的国家副总理，病后孱弱，勉力执笔帮助一位老词人的诚恳热切的动人景象，仿佛就在眼前。
噫！父亲何幸，晚年犹能得此知音，得此诤友！在父亲一九六四年因患心肌梗塞预留的遗嘱中有这样一段话：“壮历艰屯，陷身敌伪。每思效辛弃疾之所为，挥戈奋起。隐忍谋划，所怀未遂，遂蒙垢耻，末由自白。幸今国务院副总理陈仲弘毅元帅能鉴其诚而予以拯拔，虽没齿难忘也。”父亲对陈总理知遇关怀的万般感激，尽在此发自肺腑的寥寥数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