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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常州派崇比兴以尊词体，而佻巧浮滑之风息。同治、光绪以来，国家多故，内忧外患，更迭相乘。士大夫怵于国势之危微，相率以幽隐之词，借抒忠愤。其笃学之士，又移其校勘经籍之力，以从事于词籍之整理与校刊。以是数十年间，词风特盛；非特为清词之光荣结局，亦千年来词学之总结束时期也。
庄、谭而后，主持风气者，有王鹏运（字佑霞，号半塘，又号骛翁，广西临桂人）、文廷式（字道希，号芸阁，江西萍乡人）、郑文焯（字小坡，一字叔问，号大鹤，奉天铁岭人）、朱孝臧（一名祖谋，字古微，号沤尹，又号彊村，浙江归安人）、况周颐（字夔笙，号蕙风，临桂人）等；王、朱兼精校勘，郑、况并善批评；且作词宗尚略同；惟文氏微为别派耳。
鹏运官内阁时，与端木埰（字子畴，江宁人）论词至契；埰固笃嗜碧山者（《碧瀣词自序》）；鹏运浸润既深，不觉与之同化。孝臧为《半塘定稿序》，称：“君词导源碧山，复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浑化；与周止庵氏说，契若针芥。”据此，知鹏运实承常州派之系统，特其才力雄富，足以发扬光大之耳。鹏运论词，别标三大宗旨：一曰“重”，二曰“拙”，三曰“大”。其自作亦确能秉此标的而力赴之。庚子联军入京，鹏运陷危城中不得出，因与孝臧诸人，集四印斋，日夕填词以自遣，合刻《庚子秋词》；大抵皆感时抚事之作也，鹏运生平抑塞，恒自悼伤；既汇刻《四印斋词》，流布宋、元词籍；复“当沉顿幽忧之际，不得已而托之倚声”（《味黎集后序》），故其词多沉郁悲壮之音，自成其为“重”且“大”；同时作者如文焯、周颐辈，无此魄力也，录《浣溪沙》“题丁兵备丈画马[1]”一阕：
廷式于光绪朝，锐意讲求新政。既为那拉后所忌，避走日本；旋归国，幽忧以死。其于清代词家，仅推许曹贞吉、纳兰性德、张惠言、蒋春霖四人，而于浙派排击甚力；谓：“自朱竹垞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漫。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家法若斯，庸非巨谬？”（《云起轩词自序》）其词极兀傲俊爽，聊以“写其胸臆”，风格在稼轩、须溪间。录《贺新郎》“赠黄公度观察”一阕：
文焯家门鼎盛，而被服儒雅，旅食苏州，近四十年。生平雅慕姜夔，亦精于音律；为词守律甚严，而萧疏俊逸之气，终不可掩。录《迷神引》一阕：
孝臧受词学于鹏运，谊在师友之间。既迭与唱酬，复相共校勘《梦窗词集》。其为词亦自梦窗入，而兴寄遥深；于清季朝政得失，与变乱衰亡之由，咸多寓意。辛亥后，旅居沪渎，缵鹏运之绪，校刊宋、元人词集一百七十馀家，为《彊村丛书》；比勘精严，洵宋、元词之最大结集。海内言词者，莫不推重之。陈三立称其词“幽忧怨悱，沉抑绵邈，莫可端倪”（《朱公墓志铭》）。张尔田又言：其晚年词，“苍劲沉着，绝似少陵夔州后诗”。兹录二阕如下：
声声慢十一月十九日味聃以《落叶词》见示感和（为德宗还宫后恤后珍妃作）
小重山晚过黄渡（齐卢战后作）
周颐学词最早，既入京，与鹏运同在内阁，益以此相切磋。鹏运较长，于周颐多所规诫，又令同校宋、元人词，如是数年，而造谐益进。其生性不甚耐于斠勘之学，而特善批评，颇与王、朱异趣。所为《蕙风词话》，孝臧推为绝作。周颐论词，于鹏运三大宗旨外，又益一“真”字；谓：“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周颐自言少作难免尖艳之讥，后虽力崇风骨，而仍偏于凄艳一路，或天性使然欤？录《浣溪沙》“听歌有感”一阕：
五家之外，有沈曾植（字子培，号乙庵，又号寐叟，嘉兴人），闻见博洽，冠于近代诸儒。馀力填词，苍凉激楚，开秀水词家未有之境。于清季词人中，与文廷式之学稼轩，差相仿佛。录《浪淘沙》“题边景昭画鸡”一阕：
词自宋末不复重被管弦，历元、明而就衰敝。清代诸家出，始崇意格，以自为其“长短不葺之诗”，性情抱负，藉是表现。中经常浙二派之递衍，以迄晚近诸家之振发，舍音乐关系外，直当接迹宋贤，或且有宋贤未辟之境；孰谓宋以后无词哉？
[1]题丁兵备丈画马：原书作“题丁兵备画马”，缺“丈”字，据《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