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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柳永多作慢词，恢张词体，疆域日广，其所容纳之资料，遂亦日见丰富。惟在永为应教坊乐工之要求，倚曲制词，势必求谐音律，不能无所拘制；且为迎合群众心理，不得不侧重于儿女之情，“骫骳从俗”，以取悦于当世；而体势既经拓展，曲调又极流行，高尚文人，亦多娴习；乃有感于此种新兴体制之可以应用无方，而仅言儿女私情，不足以餍知识阶级之欲望；于是内容之扩大，相挟促进词体，以入于解放之途；而苏轼以横放杰出之才，遂为词坛别开宗派；此词学史上之剧变，亦即词体所以能历久常新之故也。
胡寅尝称：“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浪谑游戏而已。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酒边词序》）以严肃态度填词，而提高词在文学上之地位，一洗士大夫卑视词体之心理，实自轼发之。王灼云：“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碧鸡漫志》）可谓深知苏词价值之所在者矣。
轼以才情学问为词，晁补之所谓“横放杰出，自是曲子内缚不住者”。由是而伤今怀古，说理谈禅，并得以词表之，体用遂益宏大。《东坡词》全部风格，王鹏运以“清雄”二字当之（说详《词林考鉴》）；然亦随年龄环境为转移，大约以中年官徐州，及谪贬黄州数年中所作为最胜。例如：
《永遇乐》（徐州作）
《临江仙》（黄州作）
以及《洞仙歌》“冰肌玉骨”，《念奴娇》“大江东去”，《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诸阕，皆此一时期作品也。
自轼解放词体，而作者个性，始充分表现于词中；其特征则调外有题，不必全谐音律。闻轼风而起者，有黄庭坚、晁补之、叶梦得（字少蕴，吴县人）、向子諲（字伯恭，临江人）、陈与义、辛弃疾（字幼安，历城人）诸人。元好问称：“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情性，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遗山文集·新轩乐府序》）辛为南宋大家，后当别论；叶、向、陈虽入南渡，而词派纯出东坡；近人朱孝臧尝称：“学东坡得真髓者，惟叶少蕴一人。”兹并黄晁二家，附述于下。
黄晁二家，皆东坡门下士。王灼称：“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黄晚年（案当作早年）间放于狭邪，故有少疎荡处。”（《碧鸡漫志》）黄与秦观并称“秦七黄九”（《后山诗话》），而作风迥不相同。庭坚少作多艳词，且杂方言俚语，实于柳永为近；晚年始步趋苏氏，间以禅理入词；又如隐括《醉翁亭记》为《瑞鹤仙》，叶韵处全用“也”字，下开南宋稼轩一派诡异之风。补之尝言：“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直斋书录解题》引）亦就其作品之近东坡者言也。兹举《鹧鸪天》（答史应之）一阕为例：
补之词坦易之怀，磊落之气，确是东坡“法乳”。近人冯煦谓：“无咎无子瞻之高华，而沉咽则过之。”（《宋六十一家词选序例》）其作品最为世所称诵者，无过《摸鱼儿》“东皋寓居”一阕：
波澜壮阔，下启稼轩。晁、辛皆山东人，同具豪放之气，而补之继往开来之功，为不可没矣。
梦得为绍圣四年进士，宜亦及见东坡。关注序其《石林词》，谓：“晚岁落其华而实之，能于简淡时出雄杰，合处不减靖节东坡之妙，岂近世乐府之流？”其代表作如《水调歌头》：
在东坡以前，填词者类为娱宾遣兴，应用之途至狭。至东坡乃悍然不顾一切，借其体而解纵之，以建立“诗人之词”。同时如陈师道，尝讥：“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而王安石《桂枝香》一曲，则颇引东坡为同调。安石非专力于词者，不足以壮阵容；东坡特自行其是，别开疆域；亦恃其才名足以凌驾当时豪俊，故能尝试成功耳。既得黄晁二家，为之辅翼，梦得更延一线；下逮南宋，向子諲以理学名臣，陈与义以一代诗家，助其张目；遂蔚成风气，广被于南北各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