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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初为王所信任。既以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原因谗被疏，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详《史记·屈原列传》。）是时秦昭王使张仪谲诈怀王，令绝齐交；又使诱楚，请与俱会武关；遂胁与俱归，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终不见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沉而死（王逸《离骚章句》）。原被放时之往来踪迹，略见于《哀郢》、《涉江》、《怀沙》诸篇。东行发郢都，遵江夏，过夏首，南上洞庭，顺江东下，东至夏浦，又东至于陵阳。南行由鄂渚至洞庭，自洞庭西南溯沅江，复自枉渚溯沅至辰阳，入溆浦（参看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在此迁流转徙，不忘欲返之时，怨悱幽忧，不得已而从事于文学之创作，以表现其热烈纯洁之情感，而成其为伟大作家。司马迁云：“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史记·自序》）所谓“意有所郁结”，不得不思所以发泄之；而屈原特从文学方面发展，遂为百世词人开此光荣之局耳。
《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而传说纷纷，篇目难定。要以《离骚》一篇，为原之最伟大作品。梁刘勰云：“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文心雕龙》）司马迁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病，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列传》）《离骚》为原全部人格之表现，宜其为万代词人之宗矣。
在屈原未起之前，楚国已祠神之曲；原受其影响，于音节、格调方面，不能无所规摹；已详前章，兹不更赘。近人梁启超称：“屈原性格诚为积极的，而与中国人好中庸之国民性最相反也，而其所以能成为千古独步之大文学家，亦即以此。彼以一身同时含有矛盾两极之思想；彼对于现社会极端的恋爱，又极端的厌恶。彼有冰冷的头脑，能剖析哲理；又有滚热的感情，终日自煎自焚。彼绝不肯同化于恶社会，其力又不能化社会，故终其身与恶社会斗，最后力竭而自杀。彼两种矛盾惟日日交战于胸中，结果所产烦闷至于为自身所不能担荷而自杀。彼之自杀，实其个性最猛烈最纯洁之全部表现。非有此奇物之个性，不能产此文学，亦惟妙惟肖最后一死，能使其人格与文学永不死也。”（《楚辞解题》）由梁氏之言以读《离骚》，知屈原以伟大之人格，乃能发为伟大之文学；而伟大之文学，必为高尚热烈情感之表现，可无疑已！
《离骚》长至二千四百九十字，开中国诗歌未有之局。其“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盖纯以积极精神，图谋国家之福利，又不肯同流合污，以自取容。篇中最足表现其热情，有如下列一段：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原亦自知其不能容于浊世；而自顾此身之皎洁，犹思有以感化人群，瞻顾徘徊，不能自己。既悲茕独，乃擬“就重华（舜也）而陈词”，又幻想“溘埃风而上征”，借以脱离现实。终之以“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入世既有所不能，出世又有所不忍；乃不得不出于最后之决绝：
原不忍习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渔父》），于决绝之词犹复不忘“美政”。其献身社会，至不惜以体魄殉之，此志真可“与日月争光”，精神不死矣。
《离骚》虽不必能被管弦，与《诗经》同为入乐之作，而其格局本出于祠神之曲，与“不歌而诵”之赋体殊科。后来入乐之诗，与一切歌词，莫不受其影响；宋沈约所谓：“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宋书·谢灵运传论》）者是也。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史记》）司马迁以“辞”与“赋”对举，是辞赋固自有别也。玉作《九辩》，尚为《骚》体之遗，而加以变化者；所以后来又有“屈宋”之称也。录首章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