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韵文史

第一章 四言诗之发展与《三百篇》之结集

龙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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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伴音乐舞蹈而俱生,为人类发抒情感之利器;世界各民族,其文学发展之程序,盖未有早于诗歌者。《乐记》云:“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汉书·艺文志》所谓“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是也。《诗大序》更畅论其发达之原因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盖自人类语言开始以来,即有诗歌产生之可能性。沈约所谓“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或无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宋书·谢灵运传论》)

诗《三百篇》起源

  在昔文字之制作,未臻于完善,民间有所讴咏,亦仅口耳相传。《三百篇》以前,所有作品,多出后人伪托,无可征信,且付“阕如”。代尚文,始立采诗之官。《汉书·食货志》云: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1]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这种制度,虽起自何王,终于何代,无可稽考;而《三百篇》中所包涵之三颂、二雅、十五国风,即以近人之考证言之,《周颂》为代初年作品,《商颂》为诗,《鲁颂》为诗,二雅、十五国风,大抵皆作于代;然论时代则至少亦五六百年,论地域则有诸州之国,不有专司其事者为之搜集整理,孰全著之竹帛,被诸管弦?且孔子既有“诗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之事,则《三百篇》之结集,殆出于代之“大师”无疑。

四言句式,风、雅、颂之别

  《三百篇》虽间有杂言,如三言之“振振鹭,鹭于飞”,五言之“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六言之“我姑酌彼金罍”,七言之“交交黄鸟止于桑”,九言之“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挚虞《文章流别论》)。三五言调之“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二四言调之“鱼丽于罾,鲿鲨”,六七言调之“遭我乎之间兮,并驱从两肩兮”(《药园闲话》)之类,然率以四言为主。其形式之由散趋整,亦足见其曾经润色,匪尽里巷歌谣之真面。所谓“风”“雅”“颂”之区别,据《诗大序》: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朱熹《诗经集注序》则云:

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

近人则以“风”属之民众文学,“雅”属之朝廷文学,“颂”属之庙堂文学(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而“风”有十五国:其二南及同出于并于,合之,又各因其地势风俗之不同,而异其风格。约而言之,地于《禹贡》时跨二州,诗风兼两国,多言农桑衣食,车马田狩之事。河东,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其诗皆思奢俭之由,念死生之虑。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地有桑间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之音。居海滨,其诗舒缓(说详《汉书·地理志》)。以人民生活状况,反映于诗歌,其作风上之差别乃如此;而诸国风除助词顺各方之语气,稍有变化外,其语言文字,仍归一致;则风诗之曾经润色,殆无可疑。

  风诗既出于里巷歌谣,其作者多不可考。惟传以《豳风》中之《七月》、《鸱鸮》、《东山》三篇为周公旦作,其描写技术,实较其他国风为精进。吾人苟承认雅颂为多出于士大夫之手,所有长篇巨制,与里巷歌谣,形式上截然殊致,则以《七月》等篇为出周公手,庶几近之。《七月》描写农家生活,于严肃态度中,间出以诙谐。如:

春日迟,采蘩祁
女心伤,殆及公子同

于杂叙家常琐屑之内,着此富于情调之笔,于《东山》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得谓为偶然。兹举《东山》全篇如下,以见风诗之一斑: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零雨其
我东曰,我心西。制彼裳,勿士行
蜎蜎者,烝在桑。敦彼独宿,亦在车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零雨其
果羸之,亦施于。伊威在,蟏蛸在
町畽鹿,熠耀宵。不可也,伊可怀也。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零雨其
鹳鸣于,妇叹于。洒扫穹,我征聿
有敦瓜苦,烝在栗。自我不见,于今三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零雨其
仓庚于,熠耀其。之子于,皇驳其
亲结其,九十其。其新孔,其旧如之

  阮元谓:“三颂各章皆是舞容,故称为颂。若以后戏曲,歌者舞者于乐器全动作也。风雅则但若南宋人之歌词弹词而已,不必鼓舞以应铿锵之节。”(《揅经室集·释颂》)颂多用于郊庙祭祀,作者宜为贵族,而技术往往劣于风雅。又如《周颂》中之《清庙》一章八句,《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时迈》一章十五句,皆全篇无韵(详见顾炎武《诗本音》)。或谓风雅之用韵者,其声促;颂不用韵,其声缓(《韵文通论》引王国维说)。然在文学上之价值,颂固不逮风雅远甚,以诗歌原以抒情为主也

  大小雅有祝颂赞美之辞,有祭祀燕饮之诗,而其中最可注意者,厥为史诗之发展。如大雅《生民》之美后稷,《公刘》之美公刘,《绵》之美大王,《皇矣》之美文王,《大明》之美武王,于姬周之先世史迹,描写恒有动人之处。又如大雅《江汉》叙宣王召虎淮夷之事,《常武》叙宣王皇父淮徐之事,小雅《出车》叙厉王南仲玁狁之事,《采芑》叙宣王方叔蛮之事,《六月》叙宣王尹吉甫玁狁之事(参看陆侃如《诗史》上),并能将东迁以前之王室大事,加以铺张之叙述。虽不足以跻于世界著名史诗之林,而代文学与武功之发展情形,于此足觇之矣。

  《三百篇》为代诗歌之总汇,亦即中国纯文学之总泉源。后来之抒情诗与叙事诗,咸由风雅导其先路。其在当世,《三百篇》并为入乐之章,益以孔子之提倡,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经数百年之酝酿,而诗歌有此大结集,不可谓非中国文学史上之无上光荣已!

附注:

[1]木铎:原书误将“木铎”作“木锋”。

《中国韵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二零零二年版。
听琴斋主人制作(更新于二零二四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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