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榆生先生文集

一、生死之交

龙榆生

  按:原文于 1944 年 6 月 2 日(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写成,先生其时四十三岁,载于《求是》杂志一卷四号(同年 6 月 15 日出版),另有《补记》追述萧友梅事及《忍寒漫录》一则。此前已有《乐坛怀旧录》刊于《求是》一卷二号(同年 4 月 15 日,怀念萧友梅)。本电子版乃根据龙榆生先生手稿重新录入而成。原文未分节,电子版为阅读方便,将原文分成三小节,小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叠叠遗笺墨渖,天将闲泪付羁
诗筒不到泉台路,灯影迷离一怆
——夜检大厂居士遗札,因得不匮翁手书见和诗简,感赋一绝句。

  我和大厂先生,是十多年的词友,更由他的介绍,和胡展堂先生结了三载的诗盟。昨夜偷出一点馀闲,翻检携带在行箧中的故人书信,发现先生和我初订交时的简札,以及他快要去世时和我的四阕《鹧鸪天》词,中间夹着先生和我的三首七言律诗,自十八年至三十年,前后十二年中间,沧桑变幻,萍蓬漂泊,各各历尽了人间的悲辛,而我乃独成为后死,前尘回首,真同一梦,只留下这些子梦痕,给“闲愁无分况清欢”(王静安先生词句)的我,摩挲把玩,这内心的苦痛,也就可想而知了!

  先生是个风流潇洒,不受羁勒的人,我在上篇已经说过。他与先生是“总角之交”,也曾加入国民党,可是我们相处十数年,彼此决口不谈政治,偶然听到他无意中吐露些已往的经历,知道他曾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任过总统府秘书,后来到了北京,又在什么部担任了职务,那时他最要好的朋友,除身任交通总长的叶遐庵恭绰)先生而外,似乎多是些名流词客,如罗瘿公惇曧)、陈援庵)、陈师曾衡恪)之类。我去年到北京,去访辅仁大学校长陈援庵先生,谈起先生的旧事来,知道他们两人的关系,是谊在师友之间的,因为先生中秀才时,受知于鹤山县某君,某君后来调任新会,把先生带到县衙门里,帮他校阅试卷,在应试者当中又拔识了援庵,过后两人都帮某君到别的县份去看卷子,也就变成了同事,这因缘是非常巧合的。他与萧友梅先生合作新体歌词,也是在北京政府时代,印行的曲谱,有《杨花》、《今乐初集》、《新乐初集》、《新学制唱歌教科书》等,在那时的各级学校里,提起易韦斋先生的大名,差不多是没有人不知道的,古人欢喜称道柳永的歌词,说什么“有井水处,争唱屯田”,先生也可当之无愧了!可是词所以流传广泛,因了他的作品是“骫骳从俗”的,而先生的作品却少谈儿女情的成分,究竟先生是不是一个风流情种?或者竟是成仙成佛的“铁石心肠”?我因为没有看到他的少年时,也懒得去探听他在少年时的风流逸事,所以也就不敢妄下断语。不过偶然听到他的老友郑韶觉先生谈起,他在鹤山原籍,原有着一位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合的妻,而后来与他形影相随的老伴俞南君夫人,在先生初年的时候,她常常替这小孩子洗澡,他俩的年龄想查很远,不知怎的会闹起恋爱来?而且“白头如新”,厮守到好几十年,正合着“生同室,死同穴”的古训,这也算得是近代恋爱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一般的心理,谈恋爱的人总着眼在这色字上面,我们推想先生和夫人的结合,那时的她似乎已近“花落色衰”的时期,而先生另眼相看,为着她可以牺牲一切,这可见他俩的结为终身伴侣,是“在德不在色”了!有人说:“妒为妇人美德”,确有相当理由。据传夫人不但对她自己的丈夫,绝对不许在外面沾花惹草,就是他丈夫的朋友,如果有“如夫人”的话,也绝对不许他们踏上门来,所以有许多和先生非常要好的人,轻易不敢到她家里,这影响到先生的事业,和他晚年潦倒穷愁,也有相当的关系,然而先生似乎是“为伊消得人憔悴”,情深一往而无悔的。萧友梅先生和他做了几十年的好友,又是一位“守身如玉”的规矩人,听说在北京同事的时候,夫人说她的丈夫和女学生要好,疑心这个“藏娇”之所,就在家,结果闹上门来,弄得先生也莫明其妙。我和先生最初相识,是在先生家里,我三番屡次说要到他家去拜访,先生总是推说门无仆役,不肯答应,直到过了相当长远的时间,他陪了老伴来游真如车站附近的“梁氏墓园”,特地派人邀我一同去玩,介绍见过了夫人,夫人也陪着她的丈夫到过我家,——那时我住在暨南大学后面的暨南村,距梁园不到一里路程。——和我的妻儿相见,以后才毫无拘束的常是到他家里去闲谈。他最初是住在海宁路鑫德里,租了一个楼面,四壁满是图书,写字台上除了“文房四宝”之外,还杂乱堆着不少刻印的工具,和造象小品,生活是非常简单的,我到的次数很少,那印象也有些模糊了。后来胡展堂先生任了立法院院长,招他到南京去,似乎是以国民政府参事的资格,派在印铸局任事。我也曾自,在国府路一家旅馆里,和他夫妇相见。这一对老伉俪似乎是出入必偕的,据说有一次邵翼如先生(元冲)请先生到扫叶楼去玩,老伴也伴着同去,先生误会了,对先生问了一声老太太,过后还深悔失言呢。那时的先生,虽然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依然面容丰润,并且是非常有风趣,而夫人则已双鬓如银了!

  先生在南京任职,时间不很久,又搬回上海来,移住在愚园路东华坊,是一座单幢的三层楼房,前面有几尺的空地,种了一点蔷薇花之属。春天来了,花香鸟语,倒也有些山林之气,作为诗人退隐的去处,总算不差。我看先生的景况,在这个短短的时间是比较舒服的。先生自遭拘禁之后,过了相当长久的时间,才从南京转往香港养病,几度想邀先生到广东先生总不愿回到老家去,大约也是夫人的不同意吧?我在二十四年的秋季,全家搬到广州,在中山大学担任了一年多的讲席。当我南游话别的时候,先生有些黯然,谁知先生在广州逝世,接着有所谓西南事变,我因家累仓皇北归。那时的先生,也渐陷入苦境,因为彼此都有“同病相怜”之感,而我移住在极司非而路康家桥,和东华坊相隔不远,所以往来更密,感情也特别浓厚起来。文人的身世飘零,大概是命中注定的!尤其是中国的文人,总带些名士气派,平日既然不屑留意于家人生产,钱财到手,也就随意挥霍的化去,直到身临绝境,那时也就只好“安之若素”了,这是中国文人的特性,也是一个大病根。听说先生也曾有过那么一回的豪举,是一位有钱的朋友,看见他非常艰窘,一次送给他不少的钱,钱拿到了手,他立刻召集几位知心的同志,走向大酒楼,大喝大吃,并且召了不少的歌女来,席散之后,把剩下来的一大叠钞票,散作蝴蝶般的任歌女们拾取,回得家来,依然是妙手空空,他也毫不在意。这件事是别人告诉我的,我没有看到他任情挥霍的时候,而且他知道我是个拘谨的人,平日交谈,多半是商量文字,所以究竟怎样,我也不很清楚。我只和他在“新雅”吃过一次饭,似乎是新雅的老板做的东,先生是毫不客气的点了不少名贵的菜,喝的是白兰地酒。另外也曾和他在亚尔培路一家广东茶室,吃了不知若干次的菜,都是别人会钞的。这一伙文友,我常看到的有王秋湄屈沛霖陈蒙庵吕贞白诸君,和某等等,名字也记不清楚了!先生吃过之后,总还提着一两盒的点心,“归还细君”,仿佛成为惯例。到了“八一三”事变起后,先生的苦境,是日益加深了,我那时的景况,也是凄惨非凡。我还记得某一次到东华坊去看他,他背着夫人轻轻的向我说,今天没有米下锅了!我把衣袋中仅存的十几块钱,摸出来给了他,他表示着非常的高兴。后来他实在没法支持了,把东华坊的房子顶给别人,另在福煦路念吾新村,租了一间厢房,把几十口书箱,层层叠叠的堆起来,一间隔作两间,外面当作客厅、书房、饭堂,里面一席之地,为老夫妻起居之所,偏侧到了无法转身的地步。我那时任课的学校,就在他那弄堂的旁边,我常看到他拖着破鞋,曳着病躯,到街上去买小菜,也常到他家去参观他们两老夫妻的会餐,辛苦是辛苦极了,倒也处之泰然。写字楼上放着一个瓷盘,把剩下来的萝卜,用清水养着,居然长出叶来,作为老居士写生的资料,这“人不堪其忧,也不改其乐”的风度,是别人万万做不到的!夫人是在也是一位娴淑慈祥的老太太,和我家相熟后,感情都很好。她关心我的儿女多,负担重,偶然碰到先生不在家的时候,她总是絮絮叨叨的用广东话和我闲谈,常是说我太辛苦了!她很欢喜我的大女儿顺宜,总对先生和我夸她的好。后来我到了南京,我女儿留在上海,遇到她家绝粮的时候,也曾送了些少的米,尽了一点点的心。她晚年的景况是苦极了!先生去世后,我曾到上海去看她,她对厢房里一切的陈设,都保持着先生在世时的原状,我在追念着亡友,一面又感叹着夫人对先生的敬爱,是至死不渝的,这就无怪先生对着她爱好之笃,有非常情所能推测的了!先生家里的客人,到了他贫病交迫的时候,虽有好几位解囊相助的广东朋友,然而一种凄凉的景象,也就尽够伤心惨目的了!

听琴斋主人制作(更新于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龙榆生先生纪念网站:longyusheng.org粤ICP备1504039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