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榆生先生文集

二、初出茅庐的挫逆

龙榆生

  按:原文于 1943 年 2 月 13 日(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写成,先生其时四十二岁,连载于周黎庵主编之《古今》半月刊第 19 期至第 23 期(同年 3 月~5 月)。原版排印略有错字,其明显者于此电子版径改之,部分则于附注说明。

  民国十一年的春季,我的妻闹着要回九江娘家去。那时她已养了一男一女,住在乡间有些厌烦了。她的父亲陈古渔先生,是前最末一科的进士,和我的父亲,一同在湖北做知县。这门亲事,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说合的。我在旧历的新年,带着妻儿到了九江,住了不久,就向我岳父借了五十圆的旅费,溜到上海,正式开始我那“糊口四方”的生活了!我的父亲虽然做了几十年的清官,也曾被两湖总督张文襄公派到日本去考察过,一时名辈,如吴挚甫汝纶)、赵巳山尔巽[1]诸先生,都很赞许。可是他老人家生性骨鲠,素来不喜应酬。尤其在归隐以后,十几年来,差不多与世相遗了。所以我跑到上海,找不着[2]一个和我父亲有关系而在社会上有些声望的人物来。赤手空拳的,一个初出茅庐的乡下人,混进这个五方杂处的洋场里去,真有“前路茫茫,望洋兴叹”之感,那里还会有我这乡下佬托身之地呢?我寄住在租界一家同乡开设的夏布庄的一间搁楼里,仅得一榻之地,一线之光,偶然想起陶渊明先生“审容膝之易安”的句子来,不禁有些“毛骨悚然,汗流浃背”。幸亏那夏布庄主人柳馀甫先生,和我家有些瓜葛,而且在同乡的商人里面,是最喜欢帮助斯文人的。我得着他的照顾,吃饭还没有问题,可是我素来是不惯“素食”的,——这是《诗经》里面所说的“彼君子兮,不素食兮”的素食,不是素菜馆如功德林觉园等所办的素食。——到底怎样去谋职业呢?我开始向报馆去投稿,做了一首讽刺时事的七言古体诗,侥幸的被新闻报副刊主笔看上眼了,把它登了出来。过了些时,我的新认识的一位漂流在外的同乡朋友柯一岑先生(他也是改名换姓,糊里糊涂溜到上海滩上来的,等到出了头之后,才恢复本姓叫郭一岑)正在《时事新报馆》,主编《学灯》,和上海方面的文化教育界有些交谊,就把我介绍到北四川路横滨桥的一家神州女学里去教书。我教的是高小最高年级的两班国文,满堂的“侬软语”的女孩子,看学校里请了这样一位身穿蓝布长衫——我这蓝布长衫,直到现在,还是喜欢穿的。后来惹出了许多有趣味的故事,待我慢慢的再讲。阅者如不相信,请到我的寓所,参观十年前徐悲鸿先生替我画的受砚图,和最近方君璧女士替我画的彊村授砚图,就可恍然我是“说老实话”的人了——头发长得很长,不修边幅,而带着几分土气息的国文先生来,就有些“窃窃私语”,这个我是心里明白的。那时的待遇,是月薪大洋二十八圆,每天由学校里供一顿中饭,因为上下午都有课的。我天天都是破晓起身,吃了几根油条,就在夏布庄走到外摆渡桥,趁三等电车到神州女学去,勉强维持了一个多月。终于学生们向当局提出抗议来了,说是先生的学问,虽然不错,可是我们大家听不懂他的话。——其实这一层,我倒是托天之福,我的嘴巴是天叫我吃四方的。虽然不能操着各省的方言,可是一出门来,我的普通话就说的相当好,人家猜不着我是“江西老表”呢。——教务主任谢六逸先生,弄得没有办法,我也只好知难而退,让给主任自己去兼了。说起这个女学,是由张默君女士创办的,她虽然担任着校长,我可不曾见过她一面。后来她和考试院副院长邵冀如先生结了婚,她自己仿佛也在做着立法委员,在南京 玄武门内建筑了一座“美轮美奂”,富丽如宫殿的“梦笔生花馆”。区区侥幸在上海做了几年大学教授,春假到南京去拜访她,承蒙她们贤伉俪殷勤招待,叨扰了几次盛筵,我笑着对夫人——这是用司马迁作《史记》的笔法,这称呼是应该如此的——说:“校长!我是你十年前的旧属呢!”

  一岑看见我又失了业,说我不是教小学的材料,因为上海滩上的小学生,大多数是操语或语的。后来他又把我介绍给××高级商业学校的校长×××博士。×博士是相当有名的人物,可是那学校早就名符其实的有些商业化,对于聘请教员,是要看货色的。他向介绍人要求叫我写一封很长的信,把我教国文的方法和主张说出来给他做参考。我也心里明白,这明明是考试先生,便有些不耐烦,可是回头一想,西楚霸王兵败乌江,“尚何面目以见江东父老”的话,与其回到故乡,受邻里戚党的暗嘲热讽,倒不如硬着头皮在外边乱撞,偶然丢一两回丑,也算不了什么了不得的事。古人说:“富贵归故乡”。读者诸君,须要切记。假如你也是和我一样冒冒失失跑到外地谋生活的人,倘是不能够扬眉吐气的话,那你宁肯饿死在马路上,千万不要回到本乡本土去,受人家的奚落。我们乡里有句俗话,叫做“近处菩萨远处灵”,我就抓住这句名言,做我立身处世的唯一方针呢!我那时思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信口开河的胡诌出一大篇道理来,寄给那位博士校长,侥幸他认为合格了。可是要等到暑假招生之后,看看是不是“生意兴隆”,才来招聘我去担任些钟点。这我可忍耐不住,想起黔娄不食“嗟来之食”,我家里还有老米饭,那个高兴来弄这种“生意经”呢?我就拂衣而去,一溜烟的又离开这个滑头社会,溯西上了!

  路过九江,上了岸,到岳家去,看了一看我的儿女,在边的客栈里住了一宵,第二天又搭轮船到了汉口。立即过武昌黄土坡,去看先生。先生的脾气,我想大家都晓得的,却是对我这个受业不到四个月的门生,特别的好。他知道我的家境中落了,在上海又“铩羽而归”,正陷在“进退维谷”的境地,登时叫他的侄儿叫耀先哥的(他名叫黄焯,后来在中央大学,做了十多年的助教,听说现在在四川国立某大学做教授,已经好多年了)把我的行李搬到他家里去住,说不定要替我设法,找个中学教员的位置。果然不到几天,那私立中华大学的校长陈时先生,就送了一封聘书来。那聘书上载明教授附中的国文,月薪四十八吊。我因为先生的好意,而且我的教书经历,总算升格了,所以我也不去计较待遇的厚薄,就把聘书收下来了。到了秋季开学,我为着上课的便利,搬到一家公寓里住着,但离学校还是相当的远。我每天清早,走到附近的小店,坐到长板凳上,买了几根油条,(那时候的大饼油条,是便宜不过的,拉黄包车的,拿了几十文钱,要吃它一个饱。却不料二十年之后,一个国立大学教授,兼着简任一级的官员,每天早上要多吃几根油条,连着儿女一道吃,就非大大的加以节制不可,唉!)和一大碗滚开水,解决了肚子里的饥饿,挟着那讨饭袋——教授皮包——翻过蛇山,走到那个学校里上课去。那间教室,大概是向什么古庙里借来的,装着几扇木槅纸糊的门窗,地面一高一低的。那临时用几条木板拼搭起来的讲台,我踏上去几乎跌了个倒栽葱,引得哄堂大笑。可是你倒不要藐视了这一班学生老爷们,他们虽不像上海那批小姐们的摩登,可是一样的会向新来的先生捣乱,照例的说听不懂我的话。那我可有些冒火了,我当时毫不客气的“赫然震怒”,把这批学生当面教训了一番。我说:“我从小就生长在你们湖北的,我也会讲湖北话。难道你这批湖北人,都学了洋话,连本省的话都听不惯了吗?”刁顽的学生,只有严厉的对付他们,才会俯首帖耳来听呼唤的。果然被我骂得一声不响了。我忿忿的出了教室,跑回公寓里,把那捞什子的聘书,叫人退回学校里去,一面向先生道谢,说是我不适宜于教书的,这回决定回到老家,“身率妻子,戮力耕桑”去了。结果校长屈尊跑到我的寓所来,并且带着两名学生代表,向我赔罪,我才息了怒,答应着继续教他们的书。武汉的天气,是比较冷的。我住在那家公寓里,一间仅容一床一桌的屋子,地板和窗子都是破烂不堪的。隔着板壁的芳邻,据说大半是些丘九老爷,白天他们到学校上课去,倒还觉得静悄悄的。一到了上灯时分,可就“胡笳互动,牧马悲鸣”似的,胡琴马将的声音,杂然并作,一直闹到深更半夜,我倒佩服他们的精神真不错呢!那是“穷秋九月”的季节,瑟瑟的酸风,从破纸窗子不断的侵袭进来,我的身体素来是单薄的,就有些抵挡不住。我可相信精神是能够克服一切的。闹的尽管他闹,吹的尽管它吹,我对着一盏煤油灯,踏着窸窒作声的地板,用那蝇头般的小字,批校我那部石印本的《昭明文选》(这部书我是常常携在身边,作为第一年正式教书的纪念品),有时也会拍着破桌子,哼些诗词,恰和老的“青灯无语伴微吟”,仿佛有了相同之感。这生活过了三个多月,就到寒假了。我因为我的妻儿,在娘家过年,有些不便——九江的乡俗,是不准出嫁了的女儿在家过年的,女婿和外甥是更不销说的了——就把她们接回老家去。我在外面混了一年,受了许多的挫折,也就有些心灰意懒,我的父亲也曾叫我暂在家里住下,犯不着这般的做,横着家里老米饭还有得吃呢!我打定了主意,就写信给先生,把中华附中的教席,婉辞推却了。

附注:

[1]赵尔巽(1844~1927):字次珊,号无补。此谓其字巳山殆谐音之误。

[2]:原文为“找着不一个……”疑应作“找不着一个……”。

听琴斋主人制作(更新于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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