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学与学词，原为二事。治词学者，就已往之成绩，加以分析研究，而明其得失利病之所在，其态度务取客观，前于《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本刊第一卷第四号），已略申鄙意矣。学词者将取前人名制，为吾揣摩研练之资，陶铸销融，以发我胸中之情趣，使作者个性充分表现于繁弦促柱间，藉以引起读者之同情，而无背于诗人“兴”、“观”、“群”、“怨”之旨，中贵有我，而义在感人，应时代之要求，以决定应取之途径，此在词学日渐衰微之际，所应别出手眼，一明旨归者矣。
各种文学之产生，莫不受时代与环境之影响，即就词论，何独不然。晚唐、五代之词，所以多为儿女相思之情，与留连光景之作者，处衰乱之世，士习偷安，月底花前，浅斟低唱，所谓“不为无益之事，曷以遣有涯之生”也。北宋柳永一派之词，所以“大概非羁旅穷愁之情则闺门淫媟之语”（《艺苑雌黄》）者，永生北宋盛时，饱暖则思淫俗，失意则感穷愁，就教坊靡曼之新腔，以期取悦于众耳，又势所必至也。南宋辛弃疾一派之词，所以激昂排宕、悲壮慷慨者，以生当强敌侵凌、虎豹当关之际，满腔忠愤，无所发泄，故其抑郁无聊之气，不得不一寄于词也。姜夔一派之词，所以清空超拨，又严于声律之辨者，其时偏安局定，山林隐逸之士转寄其情于专门艺术，不啻于倚声界中，别辟疆宇也。凡此诸作者，皆各其环境身世关系，以造成其词格。吾人将依前贤之矩矱，以从事于倚声，则今日之环境为如何？个人身世为如何？填词之鹄的又复何在？试一寻思，恐不免爽然自生矣。
周止庵氏尝明示吾人以学词之途径矣。其言曰：“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宋四家词选·序论》）而其所以拈出此四家以为矩矱者，则以：“清真，集大成者也。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碧山餍心切理，言近指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梦窗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浓丽。”由周说而从事于倚声，应于半塘翁（王鹏运）所标举之“重”、“拙”、“大”，可以几及。其路甚正，其影响于清季词坛者亦至深，绵延迄今，余波犹未遽绝。彊村先生序《半塘定稿》云：“君词导源碧山，复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与周止庵氏说，契若针芥。”清季词家之风骨遒上，一扫枯寂尖纤之病，以接迹宋贤者，未尝非周氏开示法门，以“导夫先路”之力也。
清词自张惠言《词选》出，而作者始致意比兴之义，门庭稍隘，而斯体益尊。止庵从而推广之，疆宇恢宏，金针暗度，学者由此端其趣向，经共轨于坦途，自半塘翁以至彊村先生，盖已尽窥堂奥，极常州词派之变，而开径独行矣。彊村先生固亦推挹周选者，帮有：“截断众流穷正变，一镫乐苑此长明”（《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之语。然先生尝语予：“周氏《宋四家词选》，抑苏而扬辛，未免失当。又取碧山与梦窗、稼轩、清真，分庭抗礼，亦微嫌不称。”则知先生固雅不欲以常州词派之说自限也。考止庵所以抑苏而扬辛之故，固谓：“东坡天趣独到处，殆成绝旨，而苦不经意，完璧甚少。稼轩则沉著痛快，有辙可循。”（《宋四家词选·序论》）据此，则知止庵之推挹稼轩，盖犹在其技术之精练，与其所以推碧山为“声容调度，一一可循”之本旨，正复相同。唯其特别注意于声容调度之可循，侧重于技术之修养，其流弊往往使学者以碧山、梦窗自限，而无意上规清真之浑化，与稼轩之激壮悲凉。于是以涂饰粉泽为工，以清浊四声竞巧，挦扯故实，堆砌字面，形骸虽具，而生意索然。此固王、朱诸老辈之所不能忍言，而亦止庵始料之所不及也。
况蕙风先生（周颐）尝云：“性情少，勿学稼轩。非绝顶聪明，勿学梦窗。”（《蕙风词话》）此诚通达之论。乃独于所谓词律，拘守特严。其所持之理由云：“畏守律之难，辄自入于律外，或手托前人不专家、未尽善之作以自解，此词家大病也。守律诚至苦，然亦有至乐之一境。常有一词作成，自己亦既惬心，似乎不必再改。唯据律细勘，仅有某某数字，于四声未合，即姑置而过存之，亦孰为责备求全者？乃精益求精，不肯放松一字，循声以求，忽然得至隽之字。或因一字改一句，因此句改彼句，忽然得绝警之句。此时曼声微吟，拍案而起，其乐何如！”（《蕙风词话·三四》）居今日而学词，竞巧于一字一句之间，已属微末不足道。乃必托于守律，以求所谓“至乐之一境”，则非生值小康，无虞冻馁之士，孰能有此逸兴闲情耶？且自乐谱散亡，词之合律与否，乌从而正之？居今日而言词，充其量仍为“句读不葺之诗”。特其句度参差，极语调之变化，又其抑扬轻重，流美动人之音节，诵之而利于唇吻，听之犹足以激发人之意志感情，但得婉转相谱，声情相称，固已足尽长短句歌词之能事，以自抒其身世之感，与心胸之所欲言，又何必专选僻调，以自束缚其才思哉？
且今日何日乎？国势之削弱，士气之消沉，敌国外患之侵凌，风俗人心之堕落，覆亡可待，怵目惊心，岂容吾人雍容揖让于坛坫之间，雕镂风云，怡情花草，竞胜于咬文嚼字之末，溺志于选声断韵之微哉？溯南宋之初期，犹有权奇磊落之士，豪情壮采，悲愤郁勃之气，一于长短句发之。南宋之未遽即于灭亡，未尝不由于悲愤郁勃之气，尚存于士大夫间，大声疾呼，以相警惕。如张元干之所谓“正人间鼻息鸣鼍鼓”（《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者，知当时犹有有心之士，不忍坐视颠危，而出作狮子吼也。居今日而言词，其时代环境之恶劣，拟之南宋，殆有过之。吾辈将效枝上寒蝉，哀吟幽咽，以坐待清霜之欺迫乎？抑将凭广长舌，假微妙音，以写吾悲悯激壮之素怀，藉以震发聋聩，一新耳目，而激起其向上之心乎？亡国哀思之音，如李后主之所为者，正今日少年稍稍读词者之所乐闻，而为关怀家国者之所甚惧也。言为心声，乐占世运。词在今日，不可歌而可诵，作懦夫之气，以挽颓波，固吾辈从事于倚声者所应尽之责任也。
吾人既知今日之时代环境为如何，又知词为不必重被管弦之“长短不葺之诗”，而其语调之变化，与其声容之美，犹足以入人心坎，引起共鸣。则吾人今日学词，不宜再抱“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之态度。阳刚阴柔之美，各适其时。不务僻涩以鸣高，不严四声以竞巧，发我至大至刚之气，导学者以易知易入之途。或者“因病成妍”（元遗山语），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拯士习人心于风靡波颓之际。知我罪我，愿毕吾辞。
善乎王灼之言曰：“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碧鸡漫志》）胡寅亦称：“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酒边词·序》）所谓“向上一路”，所谓“逸怀浩气”，并今日留心世运者之要图，而为学词者所应抱之鹄的也。自东坡出，而词中乃见倾荡磊落之气，足以推倒一世之豪杰，开拓万古之心胸。继之以晁补之、叶梦得、陈与义、向子諲之流，沿流扬波，以迄于南渡之际，悲歌慷慨，异境别开，而辛稼轩以一代雄才，蔚为中坚人物，“所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鞫，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后村诗话》）一时作者，如张元干、张孝祥、陆游之属，从而辅翼之，以自成其为豪杰之词。刘克庄、刘辰翁，庶几后劲。刘过、陈亮能作壮语，而声不副其情，抑亦其次也。私意欲于浙、常二派之外，别建一宗，以东坡为开山，稼轩为冢嗣，而辅之以晁补之、叶梦得、张元干、张孝祥、陆游、刘克庄诸人。以清雄洗繁缛，以沉挚去雕琢，以壮音变凄调，以浅语达深情，举权奇磊落之怀，纳诸镗鞳铿鞫之调。庶几激扬蹈厉，少有裨于当时。世变极矣。“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切乎声。”（白居易《乐府古题·序》）世有以吾言为然者乎？请事斯语。
前人有谓学苏、辛将流为粗犷者，此自不善学者之过，亦由其时代环境关系，勉作壮音，其性情怀抱，雅不相称故也。必欲于苏、辛之外，借助他山，则贺铸之《东山乐府》、周邦彦之《清真集》，兼备刚柔之美，王灼曾以“奇崛”二字目之（见《碧鸡漫志》）。参以二家，亦足化犷悍之习，而免末流之弊矣。
文芸阁先生（廷式）云：“词家至南宋而极盛，亦至南宋而渐衰。其衰之故，可得而言也。其声多嘽缓，其意多柔靡，其用字则风云月露、红紫芬芳之外，如有戒律，不敢稍有出入焉。迈往之士，无所用心，沿及元、明，而词遂亡，亦其宜也。”（《云起轩词钞·序》）吾人怵于国势之阽危，与词风之衰敝，深感文氏之说，实获我心。而所谓词至南宋而渐衰者，则沿文人之习见，以姜、吴一派，代表南宋词家。文固力主辛、刘者，此派实创自东坡，而发扬于南宋也。文氏又致慨于“迩来作者虽众，然论韵遵律，辄胜前人，而照天腾渊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极之志，甄综百代之怀，非窘若囚拘者所可语也”（《云起轩词钞·序》）。世有闻文氏之风而起者乎？愿馨香祷祝以俟之。吾辈责任，不在继往而在开来，不在守缺抱残，而在发扬光大。彊村先生称文氏词，有“拔戟异军成特起，非关词派有西江，兀傲故难双”（《望江南·题云起轩词钞》）之句，此彊村先生之所以为大，在其能并蓄兼容也。世有“兀傲难双”，如芸阁先生者乎？假长短句以警惕痴顽，发浩然之气，而砺冰霜之节，愿与当世学词者共勉之矣。